钱塘江的潮水依旧按时奔涌，气势磅礴，仿佛象征着吴越之地历经数代经营积淀下的富庶与活力。杭州城内外，市井繁华，商旅云集，西湖的烟雨朦胧之下，是一片相对中原和江南（南唐）而言更为安宁祥和的景象。然而，在这片安宁之下，吴越王宫“握发殿”内，气氛却日益凝重。吴越王钱俶，这位以仁厚、谨慎着称的国君，近来眉宇间的忧思，比钱江潮汐的起落更为频繁和深沉。
他时常独自站在殿阁的高处，手中摩挲着一封来自汴梁的、措辞温和却分量千钧的国书。这并非第一封，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封。赵匡胤在平定内部、北伐辽国展现肌肉之后，对南方这几个割据政权的心思，已是昭然若揭。相比于负隅顽抗的北汉和沉溺哀歌的南唐，对一向奉中原正朔、谨守臣礼的吴越，宋朝采取了更为高明的“威德并施”。
“威”，是无形的，却无处不在。北伐宋军展现出的强悍战斗力，如同一柄悬于头顶的利剑。赵匡胤在北方边境陈列重兵，虽主要针对辽国，但对南方诸国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强大的威慑？盘踞金陵的南唐，如今已自去国号，苟延残喘，其命运如何，钱俶心知肚明。北汉刘氏，凭借契丹支援，尚在苦苦支撑，但又能支撑几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这个“合”的主导者，已然明确是北方的赵宋王朝。吴越虽富，甲兵亦算精良，但以区区两浙十三州之地，抗衡挟统一中原之势、兵锋正盛的宋朝，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一点，钱俶看得非常清楚。
而“德”，则体现在诸多细节。赵匡胤对待钱俶的礼遇，远超其他割据之主。宋朝使臣前来，总是客客气气，带来的赏赐也极为丰厚，言语间对钱氏世代治理吴越、保境安民的功绩多有褒扬，从未有过咄咄逼人的胁迫之语。甚至，赵匡胤还曾私下传话，暗示若钱俶能顺天应人，必保钱氏一族富贵荣华，吴越百姓亦可免遭战火荼毒。这种怀柔政策，如同温润的春雨，潜移默化地瓦解着抵抗的意志。
殿内，钱俶也曾召集心腹重臣，如丞相元德昭、大将孙承佑等，秘密商议过无数次。
孙承佑等武将，不乏血性之人，曾慷慨陈词：“大王，我吴越带甲数万，水师精锐，钱塘江天险可恃，民心亦可用，未必不能与宋军一战！岂可未战先怯，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
而元德昭等文臣，则更为理性务实：“孙将军忠勇可嘉，然需知大势所趋。赵匡胤非五代那些旋起旋灭的武夫可比，其志在一统，其军能征善战。我吴越虽富，然土地、人口、兵力，与宋相差悬殊。一旦开战，生灵涂炭，且胜算渺茫。届时，恐非但不能保社稷，反招覆族之祸啊！”
钱俶沉默地听着双方的争论，内心在天人交战。他何尝不想守住这父祖传下的基业？他治理吴越多年，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发展海外贸易，使得这片土地在乱世中成为难得的桃源。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拥戴他的臣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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