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交试探与施压： 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常凯申的南京当局提出“严正关切”和“质疑”，要求其“澄清”大规模军事调动和异常物资流动的目的，并警告其不得损害日本在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合法权益”。
3、军事准备： 立刻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建议提升战备等级。特别是驻朝鲜的日军（鸭绿江畔），应提高警惕，做好必要时迅速越境干预的准备。土肥原强调：“一旦发现张学良有彻底放弃东北，或将主要军事力量永久移驻关内，与反日势力结合的明确迹象，即是我皇军果断行动，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之时！”
4、策动内部混乱： 加紧与亲日派的联系，鼓励并支持他们“抵制张学良的错误政策”，并向他们透露日方的“担忧”和“支持”，试图从内部瓦解张学良的计划。
关东军司令部采纳了土肥原的建议。一时间，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和特务机构高速运转起来。一列列军车和移民队伍的旁边，或许就潜伏着日本特务阴冷的目光；天空中，偶尔会有涂着旭日旗的侦察机掠过；鸭绿江对岸，驻朝鲜日军的军营里，气氛陡然紧张，部队开始进行针对性的演练和物资储备。
张学良和他的心腹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日方的巨大压力。外交照会措辞强硬，特务活动愈发猖獗，军事威胁近在咫尺。每一步行动都仿佛在刀尖上行走，任何一个环节泄露，都可能招致日军致命的干预。
这种极端的外部压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外地帮助了张学良：
它使得东北军内部，无论是元老、少壮派还是普通士兵，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再不走就可能被日本人包饺子”的情绪蔓延，反而减少了一些内部阻力，促使更多人愿意冒险一搏。
它让杨宇霆、常荫槐等人更加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有日本撑腰，更加积极地跳出来反对和掣肘，这反而让他们的面目暴露得更充分，为张学良后续的清算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当然，也增加了眼前的危险。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日本人的警惕和威胁，本是张学良计划最大的外部风险，但在特定条件下，却也成了加速其计划执行的催化剂。现在，整个计划的成败，就系于能否在日本人最终看穿真相并下定决心动手之前，完成最关键的战略转移。一场与时间的生死赛跑，进入了最惊心动魄的阶段。
数日之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办公室里，气氛一度降到了冰点。他原以为凭借日本帝国的威势和开出的丰厚条件——支持杨宇霆、常荫槐取代张学良，主导东北政局，并给予巨额经济援助和军火支持——足以让这两位对少帅不满的权臣就范。
然而，他低估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作为老牌中国军阀的底线。内斗归内斗，那毕竟是自家的事情，是“兄弟阋于墙”。但要他们公然引狼入室，充当日本人的内应，彻底出卖东北利益，这触及了他们内心深处某种或许自己都未曾清晰意识到的民族大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