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米尔诺夫同志，”赵志坚等他告一段落，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我以‘鲲鹏’平台总工程师的名义，恳请您担任我们平台减震系统设计的首席顾问。我们需要您的经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格里戈里停下笔，看着赵志坚，又看了看白板上那个逐渐成型的、融合了新旧思想的减震系统草图。他眼中平静的蓝色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了一下。来到中国这么久，这是他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如此郑重地请求，为一个如此宏大项目的核心难题提供关键指导。
“我……”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经验，是旧的。平台，是新的。需要很多计算，很多试验。”
“我们有人，有计算机，有试验条件！”小王急切地说，“我们缺的，正是您这样知道路该怎么走、坑在哪里的向导！”
格里戈里又沉默了片刻，终于，缓缓点了点头：“好。我需要看平台详细结构图，看振动测试数据，看所有相关设备的技术要求。还有，”他补充道，“我需要几个帮手，要懂机械振动，最好有点船舶结构知识。计算，我可以指导，但具体做，要年轻人。”
“没问题！要谁给谁！”赵志坚毫不犹豫，“我马上向李总汇报，成立联合攻关组，您来牵头技术方向！”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一小时，李振华的批示就下来了：“全力支持，资源倾斜。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同志放手工作，所需一切，优先保障。”
联合攻关组迅速成立，地点就设在空间较大的“鲲鹏”项目组设计室旁边。格里戈里要的资料和数据被以最高优先级调集过来。他点名要的两个年轻工程师，一个是学船舶工程的，另一个是搞转子动力学的，也立刻报到。
最初的几天是沉默而高效的。格里戈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堆满图纸和数据的桌子前，用铅笔和计算尺（他坚持用这个）进行各种估算和草图修改，偶尔用俄语快速记录着什么。两个年轻助手开始有些敬畏和不知所措，但老人并没有架子，只是将问题拆解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任务，用简单的语言和图示交代清楚。
当他用一道经典力学方程，结合一个来自潜艇压力壳设计的经验修正系数，轻松解释清楚某个连接部位为何需要特殊加强时，两个年轻人眼中的敬畏，逐渐变成了崇拜。
船舶设计院的老工程师们也被“请”了过来。起初他们看到格里戈里那些“非主流”的设计思路，尤其是那些复杂的复合阻尼构想，还私下嘀咕“是不是太复杂了”、“成本控不控得住”。但当格里戈里调出他带来的、泛黄的手写实验记录，指出在某种特定频率下，传统简单减震器不仅无效，甚至可能因为共振放大振动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接着，格里戈里提出了一个更颠覆的想法：“为什么只想着隔离？不能引导和利用吗？” 他在图纸上指出了几个位置，“在这里，和这里，设置调谐质量阻尼器，把特定频率的振动能量‘吸’过来，消耗掉。我们在……在一些需要绝对安静的船上，用过类似思路。”
“这……这是把平台本身也当成振动系统的一部分来设计了？”一位船舶院的工程师恍然大悟，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
“是的。”格里戈里点头，“平台不是刚体。要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有弹性的整体来考虑。振动，从动力源产生，通过结构传递，我们要做的，是在传递路径上，设置多道‘关卡’，用不同的办法，把不同频率的‘坏振动’拦截、转化、耗散掉。”
思路一旦打开，各种奇思妙想便开始碰撞。中方团队强大的数值模拟能力开始大显神威，将格里戈里的经验公式和构思迅速转化为三维模型和仿真计算，验证其有效性并提出优化建议。新型材料团队也被拉了进来，根据需求定制性能更优的阻尼材料。
短短一周，数个兼具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减震子方案被提了出来，不仅针对临时柴油机，其中一些思路经过调整，对燃气轮机转子的高频振动抑制也展现了令人惊喜的潜力。
周五傍晚，李振华和陈向东悄悄来到联合攻关组门外。里面灯火通明，格里戈里正站在一块大黑板前，用粉笔讲解着一个调谐阻尼器的优化公式，周围围满了中苏两国的工程师，个个神情专注，不时提问或争论。黑板上，俄文、中文、公式、草图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窗户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模糊了外面寒冷的夜色。
“真没想到，”陈向东低声感叹，“格里戈里同志平时那么沉默，肚子里真有货啊。这哪是解决一个减震问题，这简直是在给我们上一堂顶尖的船舶振动控制大师课。”
李振华看着窗内那幅场景，看着那位白发苍苍的苏联老人眼中重新燃起的、属于顶尖工程师的锐利光芒，看着周围中国年轻工程师们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脸庞，缓缓点了点头。
“他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李振华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是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用无数失败和成功积淀下来的‘智慧’。我们引进他们，给予尊重和舞台，他们回报的，就是这种用钱买不到、用时间也难再复制的‘底蕴’。这才是‘启明’、‘星火’、‘灯塔’真正的价值。”
广播里，今晚播放的是一首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选段。雄浑的乐曲声，与室内热烈而专注的技术讨论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这个研究院，这个国家，在汲取了八方智慧后，向着既定目标，发出的坚定而充满力量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