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北京，天气仍带着料峭的寒意，但风吹在脸上，已不像腊月时那样割人。研究院里，几株玉兰树鼓起了毛茸茸的花苞，远远看去，像缀在枯枝上的、淡青色的小灯。
食堂门口的公告栏，新贴了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通知：二月二，龙抬头，本院食堂特供春饼，配菜自选，免费供应甜面酱、羊角葱丝。另，新增“咬春”专窗，供应荠菜鲜肉馄饨。
消息是上午贴出去的，到了中午饭点，食堂的窗口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尤其是“咬春”那个窗口，热气腾腾，飘着一股子荠菜特有的清香。
“荠菜？这是什么菜？”叶菲莫夫院士站在窗口前，好奇地看着白瓷碗里碧绿清汤上浮着的、元宝似的馄饨。
旁边一个东北籍的工程师热心地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解释：“春天……最早出来的野菜，很鲜。吃了，一年……不生病！”
“野菜？”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也凑过来，推了推眼镜，仔细打量着那抹绿色，“没有毒吗？”
“放心吃，院士！”掌勺的炊事员老赵用大勺敲了敲锅边，嗓门洪亮，“我们老家，开春头一茬荠菜，拿香油拌了，那叫一个鲜！包饺子、包馄饨，香掉眉毛！这是昨儿发动家属孩子们去野地里挖的，绝对新鲜！”
叶菲莫夫和格里戈里对视一眼，将信将疑地各要了一碗，又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在旁边拿了几张薄如蝉翼的春饼，学着卷了烤鸭丝、炒合菜，笨拙地蘸了甜面酱，咬一口，饼韧菜香，酱汁浓郁，竟意外的美味。再喝一口荠菜馄饨汤，一股清新的、带着泥土芬芳的鲜甜在嘴里化开，驱散了连日攻关的疲惫。
“春天，确实来了。”格里戈里低声用俄语说，又喝了一口汤，眼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味道，不错。”叶菲莫夫点点头，又卷了一张饼，这次多加了些葱丝，“比红菜汤……清新。”
两人端着碗，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不远处，陈向东正被几个人围着，似乎是为春饼该卷多少酱、放多少葱争论不休，热闹非凡。
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混在食物的香气和人声里，悄无声息地浸润了研究院的每一个角落。
家属区那片最大的空地上，周末的下午，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
风筝是老陈（陈向东）的儿子小军和他爷爷一起糊的，竹篾骨架，糊着白色的宣纸，画着一个红色的大火箭，旁边歪歪扭扭写着“长征一号”。线轱辘是自制的，缠着结实的棉线。
“跑！快跑！放线！”小军喊着，在前面奋力奔跑。他身后跟着的，是谢尔盖的儿子，小安德烈。金发碧眼的小家伙中文还不利索，但跑得一点不慢，学着小伙伴的样子，双手举着风筝，眼睛亮晶晶的。
风筝摇摇晃晃地升了起来，在还有些凉意的春风里越飞越高。两个孩子兴奋地大叫，周围几个中国孩子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也围拢过来，仰着头看。
“爸爸！看！我们的火箭上天了！”小军冲着一旁正和谢尔盖说话的陈向东大喊。
陈向东和谢尔盖停下关于“燃气轮机转子动平衡”的讨论，抬头望去。那个画着红火箭的白纸风筝，在蓝天下悠悠地飘着，虽然歪斜，却稳稳当当。
“很棒的火箭，小军！”谢尔盖笑着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然后转向陈向东，用俄语补充，“孩子们的想象力，比我们的图纸简单，但也更直接。”
陈向东笑着点头，目光却还追随着风筝。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放风筝，那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真的火箭能把风筝送到天上去。而现在，他手里有了一枚真的火箭，虽然它的“心脏”还在经历着阵痛。
“谢尔盖，关于你们昨天提出的那个‘主动式电磁阻尼’方案……”陈向东的思绪很快又回到了工作上。
“对，我们初步计算，在特定频率下，它可以有效抑制……”谢尔盖也立刻进入了状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
两个父亲，就在孩子们奔跑欢笑和风筝翱翔的背景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探讨。不远处的长椅上，几位中方和苏联专家的妻子正坐在一起，一边织着毛衣，或用磕磕绊绊的语言交流着育儿心得，一边不时望向天空中的风筝和孩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春风拂过，带来了泥土解冻的气息，也带来了远处“鲲鹏”项目组工地上隐隐约约的敲打声。
就在这片看似闲适的春光里，一场“接地气”的验证试验，正在研究院材料库房后面的空地上进行。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指挥着几个年轻人和从船舶设计院借调来的两位老技工，用废旧的钢梁、槽钢和枕木，搭建了一个粗糙但异常坚固的“振动模拟台”。台上，用螺栓固定着一台从报废机床上拆下来的老旧电机，电机底座和模拟台之间，正尝试安装着不同组合的弹簧、橡胶垫、甚至是几块浸了特种阻尼胶的毛毡。
“这里，刚度不够，低频会放大。”格里戈里用扳手敲了敲一组螺旋弹簧，“要非线性！不是越硬越好！”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试图解释“刚度随振幅变化”的概念。
旁边的年轻助手小王，飞快地在小本上记录，同时用便携式示波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着不同配置下，电机启动和变速时传递到“地基”的振动幅值。
“院士，用您说的那种……复合层叠橡胶金属支座，再加这个阻尼胶填充的空腔，好像有效果！”小王看着示波器上明显平滑了一些的波形，兴奋地喊道。
格里戈里凑过去看了看波形，又摸了摸那粗糙的、涂满灰色胶体的组合支座，点了点头，但随即又摇头：“有效，但成本高，工艺复杂。我们需要更简单、可靠、适合大规模制造和安装的方案。继续试，把那种船用报废的扭力橡胶减震器也拿来试试！”
“明白！”
另一头，叶菲莫夫也没闲着。他正带着人，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转子试验台”上，验证新型粉末冶金工艺制备的轴承套。旁边，巴维尔叼着他那个标志性的烟斗（没点着），在纸上飞快地推演着一种新的、基于自适应滤波算法的主动控制律，试图用它来抑制转子通过临界转速时的振动峰值。
“老叶，你的新轴承材料，阻尼特性提升了百分之十五，很好。但如果结合我的算法，在通过临界转速时主动注入一个反向力……”巴维尔在图纸上画着。
“理论可行，但算法响应速度要快。否则，振动已经发生了。”叶菲莫夫检查着轴承表面，“而且，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必须百分之百。燃机不是实验室玩具。”
“所以我们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精确的振动提前预测模型。这需要……”
“需要更多的试验数据，和更复杂的数学。”叶菲莫夫接话，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熟悉的、面对难题时的亮光。
这两个攻关小组，一个在露天，用“土法”验证着系统级的减震思路；一个在室内，用精密的仪器探索着核心部件的振动机理。目标不同，路径各异，但他们共享着从振动台实时测得的原始数据，互相印证，互相启发。有时，格里戈里会过来看看叶菲莫夫的轴承磨损情况，叶菲莫夫也会去空地边，瞅一眼那个“土法振动台”的测试结果，偶尔用俄语嘟囔一句“思路不错，但材料太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