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像个急性子，几场雨一催，呼啦啦就绿透了整个研究院。柳絮开始漫天飘，沾在人身上、窗台上，毛茸茸的，带着一种微痒的暖意。
但这暖融融的春意，被一封从大洋彼岸发来的、措辞冷淡的公函打破了。
公函是直接寄到“华夏航天商业集团”总部，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联合体”（一个主要由欧美传统宇航巨头牵头成立的非正式行业联盟）名义发出的。内容看似平常，是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某些非传统供应商（non-traditional suppliers）报价行为”的“关注和担忧”，呼吁维护“公平、透明、健康的商业秩序”。
通篇外交辞令，没有一个字点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份“关注”，针对的是谁。
文件被复印了几份，送到了李振华、陈向东、刘伟民，以及战略研究室负责人老宋的案头。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陈向东烟抽得最凶。他拿着那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重重地拍在桌上：“放他娘的屁！什么叫‘非传统供应商’？什么叫‘破坏价格体系’？我们凭本事吃饭，用更低成本做出合格产品，反倒有错了？他们自己把价格抬高，还不许别人竞争？”
“老陈，消消气。”老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头发花白，是集团里着名的“活档案”，对国际航天商业的明暗规则了如指掌，“这不新鲜。当年日本人、欧洲人，甚至后来的俄罗斯、乌克兰，想进这个市场，哪个没挨过这顿‘杀威棒’？软的，发布行业白皮书，指责你倾销、质疑你技术、渲染你不可靠；硬的，直接通过政府渠道施压，搞技术禁运，卡你供应链。都是老套路了。”
“那这次是哪一出？”刘伟民皱着眉，他刚从实验室出来，身上还带着一股子焊锡和助焊剂的味道。
“软的，但后续可能是组合拳。”老宋点了点文件，“这封公函，只是打个招呼，亮个相。意思是，我们注意到你了。接下来，大概率是联合体内部那些巨头，会对他们的‘朋友’——比如欧空局、比如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比如一些有发射需求的西方商业公司——施加影响，让他们在项目招标、供应商审核时，对我们提高门槛，甚至直接把我们排除在外。这叫‘规则性封杀’。”
“那王胖子那边……”李振华开口，声音不大，但一开口，其他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王总那边，压力会陡增。”老宋说，“欧空局的eop项目，本来就是他们改革派和保守派博弈的焦点。这封公函，等于是给保守派递了刀子。他们会说，看，国际主流声音都质疑他们的合规性和可靠性，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用他们？汉斯和乔瓦尼的方案再漂亮，恐怕也要在评审会上面对更苛刻的质询，甚至会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涉及核心技术的‘澄清材料’。”
办公室里沉默下来。窗外，几只麻雀在刚抽出嫩芽的梧桐枝头叽叽喳喳，更显得屋里气氛凝重。这就像一场赛跑，你刚看到弯道超车的希望，对手已经在赛道旁站起了一排“裁判”，准备随时吹你犯规。
“我们的‘朋友’呢？”李振华问，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问的不是国际联合体，而是指那些潜在的需要发射服务、但可能对西方高昂报价不满意的“非传统”客户，或者像俄罗斯、乌克兰这样自身有技术但市场受限的国家。
“俄罗斯那边，瓦西里倒是回了消息，对我们参观试车台的邀请很感兴趣，但语气……依然有些暧昧，还在待价而沽。乌克兰几个设计局，倒是一直在私下接触，但他们情况比较复杂，内部掣肘太多，能提供的东西有限，而且要价不低，还伴随着政治风险。”老宋扶了扶眼镜，“至于其他市场，比如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有需求，但预算有限，对价格敏感，是我们潜在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目前没有现成的、经过国际认证的、可供商业发射的成熟火箭。‘鲲鹏’平台还在改造，长征系列……暂时还轮不到商业发射，而且价格上，我们对比俄罗斯质子号，优势不明显。”
又是一个死循环。没业绩，就没订单；没订单，就没办法积累业绩，获得国际认可。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头堵。”陈向东掐灭了烟，脸色阴沉，“家里头的‘鲲鹏’还没下水，外面的门又快要被关上。”
“门没完全关上，只是门槛被人垫高了。”李振华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明媚的春光，缓缓说，“他们用规则，我们就学规则，用规则。他们用价格，我们就用更好的性价比和服务。他们用技术壁垒，我们就用技术突破。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找朋友。”
“找朋友？”刘伟民疑惑。
“对，找朋友。”李振华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找那些同样被挡在门外，或者不想永远看人脸色的朋友。老宋，你立刻组织人手，做两件事。”
“第一，全面梳理这份所谓的‘行业联合体’的成员构成、核心诉求、历史案例，摸清他们的软肋在哪里，有没有内部矛盾可以分化利用。特别是，他们内部有没有成员，对现状不满，或者有跟我们潜在的合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