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生存清单’和‘需求砍刀’，教我怎么做。从头开始。”阿米尔说，眼神认真。
李建国笑了，伸出拳头：“成交。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
接下来的两周，阿米尔仿佛打开了一本完全不同的教科书。他和李建国，以及另一个叫“小赵”的、话不多但动手能力极强的中国同学组成了小队。
他们的工作地点，从窗明几净的图书馆，转移到了实验室角落一个堆满杂物、但网线电源充足的桌子，以及“老王电子”那个充满松香味和旧金属气息的小店。
第一步，是“砍需求”。三人围着白板，争得面红耳赤。
“光学载荷分辨率必须保证，这是核心验证目标，不能动！”阿米尔坚持。
“但高分辨d太贵，而且供货周期长。我们能不能用多个低分辨率cmos阵列，通过图像拼接算法来达到类似效果？算法我可以写，cmos便宜好买。”小赵提出方案。
“图像拼接需要更强的星上处理能力，又回到计算机成本上。”李建国皱眉，在清单里快速搜索，“等等，我看看有没有二手的、带硬核dsp的工业级模块……有！价格是新的三分之一，但需要自己写底层驱动。”
“驱动我可以试试，开源社区有类似参考。”小赵立刻接上。
“好，那这条线可以走。下一个，电源系统……”
第二步，是“淘宝贝”。他们成了“老王电子”的常客，也学会了在海量的淘宝、阿里巴巴、以及各种电子论坛里“淘宝”。阿米尔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散新”（拆机件），什么叫“尾货”（库存处理），什么叫“国产兼容”（仿制但参数接近）。他们学会了看店家信誉，看用户评价，甚至打电话去工厂询问最小起订量和交货期。每找到一个价格合适、参数勉强够用、供应链相对清晰的器件，都像打赢了一场小战役。
第三步，是“做备份”。每个关键器件，他们至少准备两到三个备选方案，来自不同渠道、不同品牌，甚至不同技术路线（比如某款电源芯片如果断供，能否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替代？）。李建国那个“生存清单”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冷门但可用的选择，都来自平时的积累。
第四步，是“算总账”。他们建立了一个动态成本模型，每调整一个器件，每增加一个测试项目，成本数字就跳动一次。他们反复迭代，在性能、成本、风险之间寻找那个脆弱的平衡点。阿米尔学会了使用“灵敏度分析”——哪个参数变动对总成本影响最大？哪个器件的供货风险最高？需要优先寻找替代或建立安全库存。
这个过程，痛苦、琐碎、充满挫折。他们为一个便宜了五块钱但参数“疑似”可用的电阻争论半天；为是否要增加一笔“看似不必要”的筛选测试费用而纠结；为某个关键器件的唯一供应商在千里之外且不支持小批量发货而头疼。
但阿米尔却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上瘾”的投入感。这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用真实的、有价格的、有风险的“砖石”，在预算的悬崖边上，搭建一座可能成功的“积木高塔”。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选择都要权衡再三。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成本”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无数个具体的选择、妥协、冒险和智慧凝结成的、沉甸甸的现实。
提交方案的前一晚，三人熬了个通宵，最后核对那份长达五十页、包含无数表格、链接和备注的方案文档。窗外天色微明时，他们终于点击了“提交”。
阿米尔靠在椅子上，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却异常清醒。他看了看身边同样疲惫但眼神发亮的李建国和小赵，又看了看屏幕上那个最终被控制在预算红线之内、虽然性能指标“刚刚过线”、但供应链和风险评估写了足足十页的方案。
他想起了陈教授的话：“活下去，是第一位。”
他们这个方案，不敢说有多“先进”，甚至有些“寒酸”和“拼凑”。但它清晰地展示了，在极端严苛的限制下，如何通过极致的需求管理、创新的系统设计、灵活的供应链组合和严格的流程控制，去搏一个“活下来”的机会。这或许不是最美的方案，但可能是最“真实”、也最“硬核”的方案。
两周后，成绩公布。阿米尔小组的方案，在技术分上只拿到了“良好”，但在成本控制与供应链设计部分，拿到了罕见的“优秀+”。陈教授的评语只有一句话：
“这是一份能拿去真实世界，尝试说服早期投资人的商业计划书技术核心部分。你们开始用商人的尺子，丈量工程师的梦想了。这是商业航天入门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拿着成绩单，阿米尔没有太多喜悦，反而有种脱胎换骨的疲惫与清醒。他看向李建国，李建国也正看着他，两人相视，忽然都笑了起来。
那笑容里，有疲惫，有释然，也有一种共同经历了磨难、终于窥见门径的默契。
阿米尔知道，陈教授给的这把“尺子”，和那把名为“成本”与“供应链”的“秤”，已经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以后，他再看任何航天器，眼光都将不同。他看到的将不仅是它的功能与性能，更是它背后那无数个在性能、成本、进度、风险之间走钢丝般的权衡与抉择。
星空依然璀璨，但通往星空的路，在他眼中，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天梯，而是一条布满资源陷阱、需要精打细算、步步为营的——真实的征途。
而这，或许才是“朝阳”真正想要照耀的，那片最坚实、也最广阔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