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芬带来的短暂秩序，像一层薄薄的油浮在汹涌的波涛上，看似平静，实则底下暗流依旧湍急。陈远很清楚，母亲的支撑是暂时的，父母的养老金是有限的，他必须尽快找到自己能立足的根基。而眼下，最迫在眉睫、也最具毁灭性的威胁，依旧是来自“宏远”的法律追责。
郑律师那边的消息不算好，也不算坏。宏远法务部没有再传来新的问询函，但郑律师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对方内部对此事的调查并未停止，反而因为涉及金额巨大，变得更加谨慎和……具有目的性。他们似乎在系统地收集证据，构建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
“不能被动等待。”陈远在电话里对郑律师说，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坚决，“郑律师，我们需要主动做点什么。您上次提到的，证明我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据，我应该从哪里开始整理？”
电话那头的郑律师似乎有些意外于陈远的主动，停顿了一下，才回答道：“所有能证明你当时决策过程并非主观臆断或严重失职的材料。比如，项目立项时的市场分析报告（哪怕不完善），风险评估会议的纪要（哪怕只是草稿），与‘启明’方面所有正式的邮件往来（尤其是对方提供资质和承诺的部分），还有……公司内部审批流程中，其他环节的签字和意见。”
陈远一一记下，心却一点点沉下去。很多材料，尤其是在宏远内部系统里的邮件和审批记录，他离职后根本无法获取。而那些存在于他个人电脑或旧手机里的零散记录，在经历失业、慌乱和这半年的颠沛后，还剩下多少？
这是一个看似希望渺茫的任务。但他没有退缩。从那天起，除了在“科汇”拼命工作维系生计，陈远将所有剩余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场“一个人的备战”中。
他的“战场”在父母家那间小小的书房，夜深人静之时。他翻出了那台许久未用的旧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源，抱着侥幸心理开机。系统运行缓慢，硬盘发出吃力的嗡鸣。他一个个文件夹地查找，试图从时间的尘埃里，打捞起那些可能决定他命运的碎片。
过程令人沮丧。很多关键时期的邮件因为公司邮箱失效而无法登录备份；存在电脑里的部分文档因为格式兼容性或损坏而无法打开；一些当时认为不重要的沟通记录，早已在多次清理中删除。他就像是一个在退潮后的沙滩上寻找特定贝壳的人，目光所及，大多是空洞和残缺。
但他没有放弃。找不到完整的会议纪要，他就凭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每次会议讨论的要点和争议，标注出时间、参与人；找不到官方的市场分析报告，他就从网上搜寻当时同行业的公开数据和新闻报道，试图还原当时的市场环境和普遍认知；他甚至开始整理一个时间线，将“启明项目”从接触到爆雷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以及他自己在每个节点上的思考、行动和依据（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都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来。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自我剖析。他不得不一次次回顾自己当初那些或许过于乐观的判断、那些被忽略的细微风险信号、那些为了推进项目而做出的妥协……每一次回忆，都像是在已经结痂的伤口上重新撕开一道口子。羞愧、后悔、后怕，种种情绪轮番折磨着他。
有时，他会对着屏幕怔怔出神，怀疑自己做这些无用功的意义。面对宏远那样庞大的公司和专业的法务团队，他这些零散、主观甚至残缺的“证据”，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但当他抬起头，看到书房门外缝隙里透进的、父母房间早已熄灭的灯光，想到医院里还需要持续保胎的妻子，以及睡在隔壁房间年幼的儿子，那股即将熄灭的火苗，又会重新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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