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留观病房的空气，是一种被消毒水、药品、汗液和若有若无的排泄物气味反复浸透后的滞重。日光灯管发出恒定而惨白的光，均匀地洒在每一个被蓝色帘子隔开的小小方格上，无从躲避。各种仪器的声音构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心电监护规律的滴答声，呼吸机有节奏的嘶鸣（邻床在用），氧气流过湿化瓶的汩汩声，还有不时响起的、来自不同床位的呼叫铃声和护士匆匆赶来的脚步声。
陈远被安置在三号床。氧气面罩扣在他口鼻上，随着他急促而费力的呼吸，面罩内侧迅速蒙上一层白雾。裸露的手臂上连着静脉留置针，药液正缓慢而持续地注入他滚烫的血管。床边的心电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着起伏的绿色线条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心率快，血氧饱和度偏低。这些冰冷的数字和线条，成了李静判断丈夫生命迹象的唯一、也是最揪心的依据。
二十四小时。
这个时限像一道无形的紧箍咒，牢牢套在李静的太阳穴上，随着每一秒的流逝而缓缓收紧。王社工匆匆离去时那凝重而充满压力的眼神，赵医生关于“缓冲期”和“维持性治疗”的明确告知，都让这二十四小时不再仅仅是时间，而是一场与死神赛跑、与制度博弈的残酷倒计时。
她坐在床边的硬塑料凳上，身体因为极度的疲惫而微微佝偻，但脊背却下意识地挺直，仿佛这样才能扛住那无形的重压。一只手轻轻搭在陈远没有输液的那只手臂上，感受着皮肤下异常快速的脉搏跳动和那骇人的高热。另一只手搂着已经在她怀里重新睡着的陈曦。小宝则蜷缩在她脚边的地上，头靠着她的小腿，也睡着了，只是即使在睡梦中，小眉头也紧紧锁着，小手还无意识地攥着她的裤脚。
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那个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盯着屏幕，大脑飞速运转，搜寻着记忆中任何可能提供帮助的名字和号码。亲戚？陈远的父母年迈体弱，住在闭塞的村里，去年为了凑陈远出门的盘缠和家里翻修屋顶，已经欠了些债，家里的固定电话还是那种需要去村委会接听的。自己的娘家更是指望不上，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后关系疏远，继母刻薄，根本不会管。兄弟姐妹？有个哥哥，也在外打工，自己一家子都紧巴巴的，前两年孩子生病还问她借过钱没还上。
朋友？陈远性格内向，真正交心的朋友不多，而且大多是老家一起种地或打零工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他这次出来，跟的是同乡一个不太靠谱的“包工头”，那人现在音讯全无，说不定也和“老六”的事情有牵连。
一个个名字和面孔闪过，带来的只有更深的无力感和挥之不去的羞愧——怎么开口？说陈远在外地快病死了，欠了一屁股债，需要钱救命？先不说对方信不信，就算信了，谁又有能力立刻拿出几千上万的救命钱？更何况，他们现在连个明确的、能还钱的承诺都给不出。
可是，王社工的话在耳边回响：“哪怕只是表示一种还款意愿和信用，对申请救助也有帮助。”还有赵医生那句“需要更‘硬’的……资金到账承诺”。
她必须试试。哪怕希望渺茫，哪怕尊严扫地。
她先试着拨通了老家村委会的号码。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似乎是村里的会计。李静语无伦次地说明情况，请求村里能出一份家庭困难证明。对方听得不耐烦，打断她：“证明？哪能随便开？陈远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他家的情况我们知道，但开证明要手续，要调查，你人在外地，电话里说不清。等他回来再说吧。” 说完，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李静握着手机，手指冰凉。回来再说？陈远可能根本就回不去了。
她又翻出手机里存储的寥寥几个号码，一个是陈远一个远房表叔的，在邻县做小生意。她拨过去，表婶接的，听完她的哭诉，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叹着气说：“静啊，不是婶子狠心，你叔今年生意特别难做，铺子租金都欠着呢。家里老人也病着……我们最多……最多能凑五百块，你看……唉，杯水车薪啊。你们……你们还是赶紧找政府吧。”
五百块。距离五千，甚至只是起到“表示意愿”作用的一两千，都差得太远。但这是第一笔明确可能到账的钱，哪怕再少。
“谢谢婶子，谢谢……”李静哽咽着，记下了对方答应转账的银行卡号（她只有一张很久没用的、几乎空了的农行卡）。
接下来几个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听明来意后婉拒，语气或同情，或无奈，或带着隐隐的怀疑。有一个陈远以前的工友，甚至直接说：“陈远是不是沾上不该沾的东西了？你别骗我，我听说他在那边……”
李静像被扇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慌忙解释，对方却已挂了电话。
一圈电话打下来，除了那五百块的渺茫承诺，一无所获。手机电量也变成了红色预警。她不敢再打，必须留着电等王社工的消息。
放下手机，巨大的挫败感和更深的绝望几乎将她吞噬。原来，在真正的绝境面前，人情是如此稀薄，求助是如此艰难。她以前总觉得，只要肯吃苦，肯低头，总有一条活路。现在才知道，有些坎，不是低头就能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