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立刻开始行动。她动用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关系网，拐弯抹角地打听“孙建国”和“阿勇”。反馈回来的信息依旧碎片化：孙建国这个名字很普通，本地做小生意、跑运输叫这个名字的不少，没有特别突出的。而“阿勇”，则更像一个代号或外号，指向性更模糊，但确实有人隐约记得，早年跟着“黑皮”混的人里，有个挺能打、不要命的就叫“阿勇”，后来“黑皮”进去，树倒猢狲散，这个“阿勇”好像跟了别的老板，具体是谁，众说纷纭。
关于江大川，倒是有个新消息：他争夺的那块地似乎出了变数，原本势在必得的他好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据说气得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同时，他那两个被检查的工地，整改要求非常严格，停工一天损失巨大。这些麻烦，似乎让他焦头烂额。
这些信息，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景，却让陈远心中的猜测更加清晰：威胁可能并非直接来自江大川本人，而是来自与他利益相关、甚至可能因他当前困境而蠢蠢欲动的某个（或某些）手下或关联方。他们利用陈远事故和“可能恢复记忆”的由头，一方面可能想从陈远这里确认或消除某些隐患，另一方面，或许也想借此给江大川添堵，或者攫取某些利益？
水越来越浑了。
陈远则开始调整自己的“表演”。他依然会在夜里“惊醒”，会说“胡话”，但偶尔，在只有李静在时，他会看着窗外，用嘶哑的声音说：“逼急了……大家一起完蛋。” 或者，当护士提到费用时，他会眼神阴郁地沉默，然后低声对李静说：“要是我们没了，那些害我们的人，也别想好过……总有人，会知道的。” 这些话，他会确保在病房门未关严、或者有护士护工在附近时，以恰好能被隐约听到的音量“流露”出来。
他演得很累，心更累。这种将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愤怒，加工成表演道具的感觉，让他无比厌恶自己，却又不得不继续。
李静配合着他，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既要担心丈夫的身体和那场未知的约会，又要担心这些“表演”会带来的后果，还要强打精神照顾两个孩子，应付日常琐事。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
第三天下午，王芳带来了关于纸条的警方“咨询”反馈。周警官在电话里语气严肃，叮嘱他们绝对不要单独赴约，并表示如果需要，警方可以派人以隐蔽方式在咖啡厅外策应。但同时，他也坦言，如果对方只是正常约谈，没有违法行为，警方也无法干预。他建议陈远最好不去，如果一定要去，必须提前通知警方，并保持通讯畅通。
这反馈在预料之中。警方能提供的，依然是一种有限度的、后发制人的保护。真正的危险，仍然需要陈远自己去面对和判断。
第四天，也就是约期的前一天，傍晚。陈远在搀扶下完成了当天的行走练习，正靠在床上喘息。夕阳的余晖将他的侧影拉长，投在冰冷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孤峭。
李静在整理衣物，动作机械。王芳下午出去后还没回来。
陈远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静静，明天……我一个人去。”
李静的手猛地一抖，一件小宝的衬衫掉在地上。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丈夫。
“我想过了。”陈远没有看她，目光落在窗外遥远的天际线，“王社工说得对，对方要的是‘一个人’。如果我们耍花样，带人或者通知警察布控，他们很可能察觉，然后取消约会，或者……用更糟的方式报复。既然躲不过，不如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想‘谈’什么。”
“可是你的身体……”
“走慢点，没事。”陈远打断她，“咖啡厅就在医院后门，几步路。我累了就坐下。他们既然约在那里，暂时应该不会对我身体直接动手。” 他顿了顿，“我需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一直躲在病房里猜，永远被动。去了，至少能听到他们开什么条件，能看清楚来的到底是谁，或者……能确认一些事情。”
“万一他们……”
“我有准备。”陈远终于转过头，看向李静，眼神深处是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不会带手机，但我会在衣服里……藏一支录音笔。王社工会帮我弄到最小的那种。如果能录下点什么，就是证据。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他的声音哽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录音笔的位置，只有你和王社工知道。该怎么做，你们清楚。”
李静的泪水汹涌而出，她扑到床边，紧紧抱住陈远，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是她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打算，而她的丈夫，正在冷静地安排这一切。
陈远轻轻拍着她的背，动作有些僵硬。他的目光越过李静抽动的肩头，再次投向窗外。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城市的夜晚依旧繁华喧嚣，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有这间小小的病房，被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缚，而明天，他将独自去面对攥着绳索另一端的那只（或那些）手。
四日之期，即将届满。赴约，是深渊的凝视，也是绝望中的一次试探性伸手。成年人的勇气，有时候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方可能是绝路，为了身后所要守护的人，依然要迈出那沉重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