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入通风口缝隙的硅胶圈，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微小石子，没有激起任何肉眼可见的涟漪。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陈远无数次竖起耳朵，试图从通风系统那持续而单调的嗡嗡声中，分辨出一丝不寻常的、有规律的变化。但什么都没有。那硅胶圈可能早已被气流吹落，不知掉进了管道深处的哪个角落，又或者，它确实在振动，但那微弱的声响完全被系统本身的噪音所吞噬，更不可能穿透层层阻隔，传递到外界某个可能的接收者耳中。
挫败感，像细密的冰雨，无声地淋在心头。尽管早有预料，但当这种近乎幼稚的尝试被现实无声碾碎时，陈远还是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失望和自我嘲弄。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又一个毫无新意的、被玻璃过滤得有些失真的晴朗白天，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在这套精密、冰冷、无懈可击的“保护”体系面前，他个人的任何小动作，都显得如此渺小和可笑。
然而，另一种情绪，却也在这挫败感中悄然滋生——是一种更加清醒、也更加冰冷的认知。既然常规的、隐蔽的试探毫无作用，那么，他或许需要换一种方式，一种更直接、但也更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与这个体系本身进行有限“互动”的方式。
就在他沉思之际，张主任再次到访。这次，他没有带病历夹，而是端着一杯温水，自然地坐在陈远对面的椅子上，仿佛只是来串门聊天的老友。
“陈师傅，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得厉害吗？”张主任的语气比上次更加随意和亲切。
“好多了，谢谢张主任关心。”陈远保持着一贯的谨慎和礼貌。
“那就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好了，什么都有可能。”张主任啜了一口水，目光温和地落在陈远脸上，“上次跟你聊了聊，感觉你虽然经历了很多，但心态调整得还不错。能跟我分享一下，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种……长期的、不确定的压力的吗？”
这个问题看似开放，实则暗藏玄机。它在探寻陈远的心理防御机制、价值观核心，甚至可能是评估他在极端压力下的潜在行为模式。
陈远沉吟了几秒。他不能表现得太消极，那可能被视为“不稳定”；也不能显得太乐观或坚韧，那可能引起怀疑，认为他在刻意伪装或有所隐瞒。
“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他缓缓开口，目光低垂，像是在组织语言，“就是……尽量不去想太远的事。疼了，就想着怎么让伤口好受点；闷了，就看看窗外，想想以前在工地上，虽然累，但太阳晒着，汗流着，心里也踏实的时候。再就是……想想孩子。想着他们以后总得有个爸，我不能就这么垮了。”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底层劳动者特有的、朴素的坚韧和对家庭责任的执着。这番话半真半假，既符合他身份，也透露了支撑他的核心动力，同时又巧妙地避开了对当前处境的直接评价。
张主任认真听着，点了点头：“家庭责任，确实是非常强大的支撑力量。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以家人为念，很难得。”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陈师傅，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被动地承受和等待，也许……你可以更主动地去理解，甚至去影响你现在的处境？”
更主动地理解？影响？陈远心中警铃微作。张主任这是在暗示什么？鼓励他与“保护者”沟通？还是试探他是否有“非分之想”？
“张主任，您说笑了。”陈远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茫然和一丝苦笑，“我现在这个样子，能活着，有人管着治伤，已经很知足了。别的……不敢想，也想不明白。郑领导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配合什么，这就是我能做的了。”
他再次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顺从的、缺乏自主能力的“配合者”。这在当前环境下，是最安全的姿态。
张主任看了他一会儿，镜片后的眼神难以捉摸。他没有继续追问，反而换了个话题：“对了，你以前在工地上，喜欢跟工友聊些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话题转向了看似无害的过去。陈远心中稍松，但也更加警惕。这种看似随意的闲聊，往往是为了降低戒备，获取更深层的人格信息。他打起精神，开始描述一些工地上常见的闲聊内容——抱怨天气、工钱，吹嘘家乡，谈论孩子教育，偶尔说说听来的奇闻异事。至于爱好，他提到了偶尔钓鱼和下象棋（这是真的），但强调都是非常业余的消遣，为了放松，谈不上精通。
张主任听得饶有兴致，不时插话问一些细节，比如钓鱼喜欢去什么地方，下象棋跟谁下，水平如何等等。陈远都谨慎地回答，既不夸大，也不刻意贬低，维持着一个普通工人的形象。
整个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轻松融洽，就像一次真正的心理疏导。但陈远知道，张主任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倾听的姿态，都可能是在绘制更精细的心理画像。他必须确保这张画像上的自己，是一个足够稳定、可靠、动机单纯（为了家人）、易于预测和控制的合作者。
谈话结束时，张主任站起身，拍了拍陈远的肩膀（一个略显亲近的动作）：“陈师傅，继续保持这种心态。有什么想法或者困扰，随时可以跟我说。我虽然不是办案人员，但从心理支持的角度，也许能帮你更好地适应这个过程。”
“谢谢张主任。”陈远感激地点头。
张主任离开后，病房里恢复了寂静。陈远走到窗边，看着张主任的身影穿过楼下花园，走向另一栋楼。阳光很好，花园里有病人在散步，但陈远的心却像浸在冰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