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布政使徐阶石虽坐镇杭州，其编织于京畿的同年、门生故旧之网已悄然启动。
他亲笔密函致都察院一位交厚的左副都御史，措辞恳切——
“康大运实乃治海良材，策论直抒积弊，措辞或有激切处，然赤子报国之心拳拳。
流言汹汹，恐系支持禁海者暗中煽惑，望明公洞察秋毫，勿令忠良寒心，为宵小所趁。”
徐大人密遣心腹幕僚，携梁撞撞特制出版的、装帧华美异常的《康大运乡试夺魁春秋策论集》，拜谒几位清流泰斗级的老翰林。
席间盛赞康大运才具，并“不经意”地提及那张暹罗国印鉴影拓具有真实性，悄然为其背书。
最关键一手，徐大人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调查了康大运以及漳州市舶司。
既是康大运的座师，徐大人不可能不对这个学生进行了解。
人在官场，每走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他可以抬举一些人，以为自己所用，但绝不会给任何人影响他官途的机会。
上层官员想调查点什么事，自然手段、速度、成果皆非一般官员可比。
可这一调查，便查出康大运与谢砚舟之间“不得不说的二三事”，也顺藤摸瓜知道了谢砚舟在京中的靠山是谁。
于是，徐大人便将漳州市舶司“特事特办”的变相敛财手段（虽无铁证，但线索链清晰）、以及漳州本地百姓对“康首富”和市舶司的评价，巧妙递至御前秉笔太监冯公公手中。
作为布政使，那可是朝廷大员，又可说是封疆大吏。
徐大人不屑于指名道姓谢砚舟如何如何，仅指出漳州市舶司的一些违规操作，就足以让皇帝重视。
他深知，在皇帝心中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远胜万句辩解。
文华殿奏对，昭武帝对康大运的印象是：务实、敢言、有格局。
殿试在即，流言四起，岂能逃过圣听？
锦衣卫密报早已呈于御案。
一日，皇帝于文华殿后暖阁批阅奏章，似漫不经意道：“近日京中，对那康大运，议论颇喧；工部兵部那边，似有怨气？”
侍立御侧的秉笔太监冯公公心领神会，躬身细语：“回皇上，奴婢也听闻些风声，多是些捕风捉影之辞；
倒有一桩稀奇事：那康贡士身边那位姓梁的女管事，行事颇为干练，闻其似有暹罗国王亲赐信物金印一枚……
此番为康贡士着述辩诬，道书中海疆诸事乃经暹罗国王特使勘验嘉许，专为助我大昭士子知海事、固海防；
意在警告一些人：质疑此书，便是不敬暹罗国王善意。”
昭武帝朱笔一顿，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哦？国王特使勘验？金印为凭？这康大运海上行走，倒真走出了些名堂。”
这一点，可是徐阶石不曾提过的，看来，康大运和他身边的人，都是深藏不露呢。
皇帝搁下笔，端起茶盏：“其殿前所言，虽书生之见，倒也切中肯綮；
工部兵部那边，是该有些紧迫了；
至于贩书…凭真才实学取利，较之某些人伸手攫夺，干净得多！”
圣意昭然！
非但不信流言，反觉康大运务实可用。
而那位梁姑娘也是手腕机敏，甚至隐隐将康大运视作敲打军工衙门的棋子。
翌日，吏部一位侍郎（此人是徐大人同年）奏报殿试筹备。
皇帝状似无意问：“礼部于诸贡士策论评判，当秉公持正，勿为无谓流言所扰；尤涉东南海事之策，务须以经世致用为要。”
侍郎闻弦歌而知雅意，冷汗涔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