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急促的权力攀升，也预示着他后续改革的“急”字当头。他登基伊始，便雷厉风行地推行全面改制，视前朝旧制如敝屣。他下令改官制、易地名，纷纷然如走马灯，朝令夕改，官吏疲于奔命，百姓莫知所从。
每一政令颁下，百姓便如遭雷击，田宅易主，生计顿绝。王莽不顾现实情势，执意将古书礼制照搬于当世，妄图以一纸诏令扭转千年积弊。他废除了汉家旧币，强推“宝货制”，名目繁多，百姓昏惑，交易几绝。又屡次更改度量衡，号令不一，致使农商失据，民愈贫困。
王莽虽怀仁政之志，却以刚愎之道行之，法令烦苛，刑罚暴虐，地方官吏借机盘剥，天下始乱。饥民四起，流寇横行，赤眉、绿林相继揭竿，宗室豪强亦乘势而动。昔日称颂之声尽化为怨怒，人心思汉。地皇四年，大军攻入长安，宫室焚毁，王莽身死于渐台，理想国终成黄粱一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甫一建国，王莽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币制改革，且一改再改，十年间竟达四次之多！ 他试图模仿古制，发行了极为繁杂的货币体系，包括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货、布币等六大类，细目多达二十八种。各种货币之间换算困难，价值混乱。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此感到茫然无措。民间交易几近停滞，人们宁愿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也不愿触碰那些随时可能贬值作废的“新币”。持有旧的五铢钱，甚至可能被视为“怀念汉室”而获罪。频繁的币制更迭，不仅彻底扰乱了经济秩序，更使得百姓手中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农商失业，民怨沸腾。
紧接着，便是他自鸣得意的“五均六筦”之法。 王莽声称此举旨在“齐众庶，抑兼并”，平抑物价，调控市场。“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负责管理市场物价、征收工商税，并推行所谓的“赊贷”。然而，这“五均”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对百姓征收一切地税的苛政，官吏们借机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所谓“平抑物价”，实则是官府与民争利，低价强购，高价出售，百姓苦不堪言。
“六筦”，则是将盐、铁、酒的专卖权，以及铸钱、名山大泽资源的开采税、五均赊贷，统统收归官府经营。这本意是抑制豪强富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具有一定的经济调控思想。但王莽所用非人，他大量起用那些深谙钻营之道的商贾之徒来主持这些事务。这些人一旦掌权，便与地方官吏勾结，将“六筦”变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工具。他们利用职权，盘剥百姓，贪腐横行。市井之间，五均官们苛察细民，交易稍有不合其繁琐规定，便施以笞罚。酒税沉重，盐铁价高质次，铸钱更是混乱不堪。
王莽的改革，不仅在于其内容之庞杂，更在于其推行之急促与法令之多变。 他仿佛要在一夜之间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他理想中的模样，朝令夕改成为常态。今天颁布的法令，百姓尚未理解透彻，明日便又有新的诏令取而代之。官吏们疲于奔命，百姓们无所适从。每一次更改，都意味着财产的重新洗牌，无数家庭因此倾家荡产。
政策的酷烈，执行的贪腐，再加上连年的灾荒，终于将新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黄河改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然而，官吏们催缴赋税却如狼似虎，逼税如火。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终于忍无可忍。“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相继爆发，如星火燎原，迅速席卷全国。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新朝的宫阙在战火中燃烧。王莽身着紫袍，佩带着他亲手设计的玺绶，逃至未央宫渐台，试图做最后的抵抗。最终，他被冲入宫中的商人杜吴杀死，尸体被愤怒的民众肢解。这位曾经的“周公再世”，最终落得个“逆臣”的恶谥。
王莽的新政，或许其初始之心，确有济世救民的抱负，试图解决西汉末年积累的深重社会矛盾。他向往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然而，他错估了时代的力量，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妄图以个人意志强行扭转乾坤。他的改革措施，看似美好，却脱离实际，操之过急，用人不当，加之法令苛酷，朝令夕改，最终不仅未能挽救危局，反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将天下拖入了更深的战乱与苦难之中。
未央宫的残垣断壁，无声地诉说着这场宏大改革实验的惨烈失败。王莽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符号——一个怀揣理想，却因违背时势、操之过急而身败名裂的改革者。
他的失败，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任何改革，若不切实际，急于求成，忽视民生，终将被时代所抛弃，落得个“社稷崩摧，天下大乱”的下场。而他那道禁止买卖奴婢的诏令中所蕴含的人性尊贵思想，虽在当时未能实现，却如同一颗微弱的火种，在后世王朝的“免召奴婢”等政策中，偶尔闪现其影响的痕迹，算是这场失败改革中，一丝若有若无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