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财政制度，正如前朝遗绪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体，多承接西汉旧制，但也根据时代变迁有所调整。
田租收入，依旧是东汉财政的基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鉴于当时战乱初定，军粮需求迫切，且不少地方通过屯田已初见成效，仓廪渐有积余，遂下令恢复征收田租，实行“以亩定税”，税率一度定为“三十税一”，与西汉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一脉相承，旨在鼓励农桑，恢复生产。
至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为了更合理地征收田租，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对田租的征收办法进行了调整，将全国田地按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定税。这相较于之前的“以亩定税”，更为精细，也更能体现赋税的均平原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问肥瘠，一刀切”的弊端。
然而，和平时期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皇室奢靡、外戚宦官专权之时，额外的加征便应运而生。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皇宫的部分宫门，这本是天灾，灵帝却以此为名，加税天下田亩十钱。这“亩税十钱”，便是东汉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田赋附加之始。此举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后世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
盐铁政策，东汉初期也曾短暂恢复过专卖。但到了和帝即位的章和二年（公元88年），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废除了盐铁专卖制度，改为课税。这意味着政府不再直接经营盐铁的生产与销售，而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政府则通过征收盐税和铁税来获取财政收入。当时的冶铁业，除了政府直接控制的部分用于制造兵器和重要农具外，民间可自由经营车马用具及生活用具等。这一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是对王莽时期严苛专卖政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他们渴望从盐铁之利中分得一杯羹。
东汉一朝，似乎与灾荒格外有缘，地震、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每当灾情发生，政府往往面临巨大的赈灾压力，财政亦受影响。在此背景下，对于酒的政策也时有调整。有时为了节约粮食，或因灾荒歉收，政府会下令禁止卖酒，酒税自然也无从征收；有时则开禁，允许民间酿造和销售，此时可能会征收一定的酒税，但并非定制，时兴时废，未成常例。
卖官鬻爵，这一在西汉武帝时期为筹措军费而偶尔为之的权宜之计，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在桓帝、灵帝时期，竟演变成了公开的、制度化的敛财手段，其规模和腐败程度远超前代。桓帝时，宦官弄权，政治腐败黑暗，卖官已非秘密。到了灵帝时期，更是公然在西园设立“西邸”，专门负责标价鬻爵。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地方守令，皆可明码标价，出钱购买。据记载，当时三公之位的“暗价”高达一千万钱，九卿五百万钱。甚至还可以“分期付款”，即先交一部分钱上任，然后再加倍偿还。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以一亿钱的巨款买得了太尉之职，这笔钱比当时的“官价”高出了十倍不止，其荒唐与腐败可见一斑。卖官所得，并未充实国库以解财政之困，而是大多流入了皇帝的私囊，用于其奢靡享乐。这种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不仅败坏了吏治，使得官员上任后无不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回本，更使得政治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民心尽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至于算赋、口赋、更赋、徭役等这些主要针对编户齐民的人头税和力役负担，东汉大体上仍依据西汉旧制，未有大的变动。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更赋是对应服役者不服役时缴纳的代役钱，徭役则是成年男子应服的劳役。这些赋税徭役，是国家控制人口、征发劳动力和获取稳定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普通民众最基本的负担。尽管东汉初年有所减轻，但随着王朝的衰落和财政的窘迫，这些赋税徭役的实际负担往往会通过各种附加和摊派而加重。
东汉的财政，便是在这样一种承续与变异、稳定与动荡、常规收入与畸形敛财交织的复杂局面下运行着。它既有对西汉制度的继承，也有对现实挑战的应对，更有末世衰亡的征兆。田租的调整、盐铁专卖的废除、附加税的出现、卖官的泛滥，以及传统人头税和徭役的延续，共同构成了东汉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图景，也折射出这个王朝从建立、兴盛到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这一切，都将在后续的历史洪流中，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