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致命的是，两汉时期，虽然名义上政府财政（大司农掌管的国库）与王室财政（少府、大司农中丞等掌管的皇室私库）有所区分，各自有其收入来源和支出范围，所谓“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然而，这种区分并非壁垒森严，相互挪用的情形屡见不鲜。
汉武帝时期，为了支撑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曾不惜动用皇室的“私奉养”以补充军费；宣帝本始二年，也曾动用王室钱为平陵迁徙的百姓提供费用。这些挪用，在特定历史时期，或许有其必要性。
但到了东汉后期，情况则完全不同。皇帝多年幼继位，或昏庸无能，奢贪成性，常常是反过来，将国库视为私产，随意挪用公款以充王室私用。汉灵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为了大修宫室，极尽奢靡之能事，公开卖官鬻爵，所得钱财“尽入内府”，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如此，外戚宦官及各级官吏更是竞相效仿，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政府财政与王室财政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本应用于军国大事的国库资金，大量流入私人腰包，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愈发恶化。
军费日增，俸禄庞大，再加上皇室奢靡、官吏贪腐，东汉的财政如同一个千疮百孔的堤坝，在汹涌的支出洪流面前，摇摇欲坠。
为了填补缺口，朝廷不得不饮鸩止渴，一方面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使得民不堪命，流民四起；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聚敛财富，甚至不惜破坏经济秩序。这些短期行为，虽然能解一时之急，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财政的崩溃，往往是王朝覆灭的前奏。当军费与俸禄这两大缺口不断扩大，当政府与王室财政混为一谈，当百姓被压榨到无以为生之时，东汉王朝的丧钟，便已悄然敲响。
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群雄并起、三国鼎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洛阳城中巍峨的宫殿，依旧在夕阳下闪烁着余晖，但那余晖之中，却已难掩帝国黄昏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