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为酒器，包括盛酒的铜壶、铜钟、铜缶，以及饮酒用的铜爵、铜觚（虽已不盛行，但仍有铸造）；
其四为烹饪器，像煮饭的铜釜、熬汤的铜铫、煮肉的铜镬，乃至温酒的铜铑；
其五为乐器，宗庙祭祀、宫廷雅乐不可或缺的铜钟、铜铎、铜铃，甚至还有铜鼓，不过那多是南方边地所贡；
其六为农具，老工匠们提及，如今田间多已用铁，但尚方偶尔也会应农官之请，铸造一些“大宫锄”，用铜铸造，更为耐用，多为王室籍田或示范所用；
其七为虎符，这可是军国重器，一分为二，右半在君，左半在将或郡守，调兵遣将，合符为信，有给诸侯王的，也有给郡守的，形制略有差异；
其八则为其他，包罗甚广，如士民皆用的铜镜，腰间束带的铜带钩，市场交易不可或缺的度量衡器——铜尺、铜量、铜权，战场上杀敌的铜剑、铜戈（虽已渐为铁器取代，但仍有使用），以及各级官府往来文书所用的铜玺印等等。
“除了官府铸造，民间是否也可铸铜？”戴圣问道。
老工匠笑道：“自然是有的。寻常百姓家用的铜镜、铜带钩，乃至一些小型的生活用具，多为民间作坊所铸。只是他们用料、工艺，皆不及官府精工罢了。”
戴圣又想起一事，问道：“那市场上所用的度量衡器，如铜斗、铜升、铜秤砣，是否也由尚方或考工铸造？”老工匠点头道：“正是。每逢新帝即位或改元，必重校天下度量衡，由考工令主持铸造标准器，分发郡国。民间所用铜权、铜量，虽可自行仿制，但必须合于官式，否则便是“私作奸巧”，律令严惩不贷。每逢校准之年，四方工匠汇聚京师，观摩考工铸造标准器，以正法度。市井之中，商贾交易，皆以官式铜权为凭，寸铢必较而不生争端。戴圣凝视案上铜升，见其铭文清晰，刻度精准，不禁感叹：一器之微，关乎天下信义。官铸之器，非止精良，更在立信于民。
“非也非也，”一位管事模样的官吏恰好路过，闻言答道，“度量衡关乎国计民生，统一法度，乃由大司农主管铸造颁发。新器铸成，需送各大城市首长，由他们组织检定，校准无误，方可颁发使用。尚方令只管宫内用度，不敢僭越。”
离开尚方令工坊，戴圣又转道前往城西专门铸造铁器的工坊。与铜器工坊相比，这里的景象更为粗犷。熔炉同样高耸，风箱声震耳欲聋，但炼出的铁水颜色更深，近乎黑褐色。
一位铁匠告诉戴圣：“汉代铸造铁器之法，与战国时大同小异，仍是块炼法与范铸法为主。”但他随即自豪地拍了拍身旁一把寒光闪闪的铁犁铧，“然，我大汉使用铁器的范围，可比战国时广泛多了！”
戴圣看到，工坊内外，堆积如山的铁制农具：犁铧、锄头、镰刀、锸……样式繁多，规格统一。“如今田间地头，春种秋收，何处离得开这铁家伙？”铁匠拿起一把沉重的铁斧，“其次便是兵器，环首刀、铁剑、铁戟，甲胄的甲片，也多是铁制。至于日常用具，铁锅、铁剪、铁釜，亦是寻常可见。”
他顿了顿，又道：“听闻南方新近平定，那里的工坊正在赶造更多铁器。进入东汉以来，这铁器的使用，怕是还要更广，寻常百姓家，也能渐渐用得起了！”
戴圣站在铁器工坊外，望着长安城的方向，心中感慨万千。这铜与铁，看似冰冷的金属，却承载着一个王朝的经济命脉与民生福祉。从尚方令工坊中精美绝伦的建昭宫鼎，到田间农夫手中粗糙却耐用的铁犁；从象征权力的虎符，到市井交易的铜权……这范金合土的技艺，这对铜铁资源的掌控与运用，正是大汉强盛国力的一个缩影。
少府、太仆（戴圣想起档案中记载，东汉时部分铸造或转归太仆主持）、大司农，蜀郡、广汉郡工官，官府与民间，铜与铁，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汉代手工业图景。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简牍，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今日的见闻，这些，都将是《汉书·食货志》续篇中不可或缺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