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两汉盐铁

盐铁之利：两汉盐政与制盐风云

长安城，大农令官署。烛火摇曳，映照着墙上悬挂的天下盐池图。

晨曦微露，桑弘羊手中捧着一份来自胶东郡的盐税簿册，眉头微蹙。窗外，是帝国都城的喧嚣，而他的思绪，却早已飘向了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那些星罗棋布的盐场，以及更久远的过去。

“即山鼓铸，就海煮盐……”他低声念着，仿佛看到了汉初那些豪商巨贾，凭借着一纸许可，便将山海之利尽收囊中。那时的盐政，远非今日这般严苛。秦祚虽短，其盐铁官的设置却为汉所承。只是高祖定天下，百废待兴，为休养生息，也为笼络人心，对盐铁之利采取了颇为宽松的“包商制”。民间富商得以专其利，煮海为盐者坐拥巨资，富可敌国，田宅遍于郡县，车马塞于通途。然利归豪强，国用匮乏，边防日绌，遂有武帝变革之策。

所谓包商，便是由富豪之家，如临邛卓氏、南阳孔氏之流，向政府缴纳一笔“山泽税”，取得经营许可，便可“即山鼓铸，就海煮盐”。他们招募流民，役使工匠，在海边“煮海水为盐”，在山中“鼓铸煮盐”，利润丰厚，富可敌国。政府坐收其利，虽不直接经营，却也得了一笔稳定的财源。桑弘羊指尖划过簿册上的数字，这数字虽逐年增长，却远不及他心中所期望的帝国应得之利。他深知，这些盐商巨富，如同附在帝国肌体上的硕鼠，吞噬着本该充盈国库的膏腴。如今朝廷设盐官，置牢盆，收其器物，断其私铸，将煮盐之权收归官府，民户但采卤输官，由官府统制产销。

然而，这并非汉初盐政的全貌。桑弘羊的目光转向了地图上东南方的吴国故地。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那冲天的烽火仿佛仍在眼前。其中，吴王刘濞之所以敢率先发难，凭恃的，便是“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的雄厚实力。诸侯王自置盐官，自行煮盐，不仅垄断了一方盐利，充实了藩国的府库，更隐隐威胁着中央的权威。那是一段中央与地方就盐利展开激烈博弈的岁月，盐，在那时，已不仅仅是调味品，更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直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集权日臻完备，方才将盐铁之利彻底收归中央。

“大人，御史大夫那边遣人来问，关于盐铁官营的条陈，何时能呈上？”属吏的声音打断了桑弘羊的沉思。明日午时前必达。桑弘羊抬眼望向案头堆积如山的盐务奏报，目光沉静而坚定。他提笔蘸墨，在竹简上写下第一行字：“盐铁之利，关乎国本，不可假手豪民。”烛火摇曳，映着他清瘦的侧影，思绪再度沉入那场贯穿数十年的利权之争。他知道，明日呈上的不仅是一纸条陈，更是一柄削藩镇、充府库、固皇权的利剑。官营之策一旦推行，海内盐利将尽归天子，再无诸侯恃盐自重之患。

他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快了。告诉御史大夫，不出三日，必有定案。”

桑弘羊心中清楚，他即将推动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他要将盐利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效仿的，正是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石破天惊的举措——收回豪强所占有的盐田，由政府自行组织煮盐、转运、销售，“完全不假商贾之手”。那是一个何等气魄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拓土千里，军费开支浩繁如天文数字。正是盐铁官营这一“寓税于价”的巧妙制度，为帝国的赫赫武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今，边患未靖，国用依然拮据，盐利岂容豪强分润？他提笔蘸墨，于竹简上疾书：“盐者，国之重器，民之命脉。今私煮不禁，则豪强日盛，国库日虚。宜设盐官，置吏治之，募工煮盐，官收官运官销。”字字如刀，刻下中央集权的铁律。

武帝太初元年，大农令更名为大司农，其下专设两丞，一管盐政，一管铁政。帝国境内，凡产盐之地，如渤海之滨、河东盐池、巴蜀盐井，皆设均输盐铁官，由朝廷直接选派干练官吏前往主持。从盐田的开辟、盐工的征募，到食盐的熬煮、运输乃至最终的售卖，每一个环节都置于中央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这一盐铁专卖之制，自元狩四年始，直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竟“推行了125年之久”，贯穿了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岁月，如同一根主动脉，源源不断地为汉帝国输送着生命之血。

其间，虽有王莽新朝的短暂更迭，盐法略有调整，曾命县官售盐，却也未能完全禁绝民营，呈现出一种部分专卖、部分民营的复杂局面。但总体而言，盐之利，始终是历代统治者无法忽视的蛋糕。即便是到了东汉章帝时期，一旦遭遇军费开支浩大的困境，朝廷首先想到的，依然是“由官府煮盐，全部专卖”这一立竿见影的筹款之法。

只是，桑弘羊也明白，时移世易。光武中兴，定都洛阳，东汉初年，百废待兴，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盐政也随之发生了显着变化。光武帝刘秀下令，凡郡县产盐多者，均设盐官，但其职责已不复西汉的全面垄断经营，而主要是“主持盐税”。盐官的地位，也与县令（长）等同。这意味着，东汉的盐务，已“改由地方政府统理，而再由中央向地方征税”。概括而言，“西汉由中央直接管盐政，以专卖为主；东汉由地方政府分别管盐，以征税为主”。这其间的反复与调整，无不折射出帝国财政的松紧、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以及统治者在国计与民生之间寻求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