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怎样？”老李苦笑着说，“不管你家实际有多少田，只要是丁男之户，就按足额征收绢三匹、绵三斤。田租更是……唉，说是课田五十亩，收七成。可俺家哪有五十亩课田？官府就按那‘占田’的虚数估算，强行摊派下来。俺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打下的粮食，交了租、纳了调，剩下的连糊口都难，更别说留种子了。”
旁边一位农妇插话道：“大人有所不知，那些大户人家，占着几百上千亩的好地，家里的男丁或许挂个虚名，就能免除不少赋役。赋税徭役，还不都转嫁到俺们这些小户头上？这‘户调’，说是为了均平，到头来，受苦的还不是俺们这些平民百姓？”
张辅沉默不语。他想起那些高门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的庇护，不仅垄断了官场，还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却又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官府为了完成上缴额度，只能将这些亏空层层加码，最终压在本就不堪重负的小自耕农身上。
他又走访了几处专为官府加工粮食的“水碓”。《晋书》中曾提及此类设施的便利与高效，称其“计其水利，省功十倍”。然而眼前的水碓，大多为豪强所私有，他们利用水力垄断粮食加工，从中盘剥。农户们将好不容易收获的少量粮食运来加工，还要被这些豪强抽取一份“加工费”，本就微薄的收入再次被蚕食。
“其外”的课田，成了索命的符咒；“占田”的虚名，成了衡量苦难的标尺。西晋的“户调制”，本欲融合王莽“王田制”的均田理想与曹操“屯田制”的实际成效，将土地分配与赋税征收紧密结合，以实现强国富民。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座名为“士族”与“腐败”的大山。
曹操当年沿用袁绍的户调，虽属权宜之计，但尚能做到“每亩只收粟四升；每户人口不论多少，收绢二匹、丝绵二斤”，至少在初期，额度明确，执行也相对直接。如今西晋的户调之式，条文繁杂，名不副实。占田百亩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课田七成更是沉重如枷锁般的负担，最终都变成了对平民百姓实实在在的盘剥。所谓“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变成了不问土地多少、不管家境贫富的硬性摊派。
张辅合上簿册，只觉得那工整的字迹变得扭曲而狰狞。他想起《晋书·食货志》中对先王之制的追述，对比眼前的景象，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力感。这精心设计的户调制，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僵化的官僚体系面前，已然沦为一具空壳，徒有其表，名存实亡。它非但没有带来安定与富足，反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越勒越紧，让底层百姓喘不过气来。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洒在张辅布满愁容的脸上。他知道，这洛阳城的繁华背后，早已危机四伏。户调制的崩坏，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的失败，更预示着这个新生王朝潜藏的巨大危机。他提起笔，想要写下一份详实的奏折，揭示这“户调虚名”背后的真相。然而，笔尖悬在纸上，他却迟迟未能落下。 他心里明白，这份奏折一旦呈上，等待他的，或许不只是同僚的排挤，更有来自士族豪强的巨大压力，甚至可能会遭受动摇国本的指责。
窗外，夜幕悄然低垂，将这座气势恢宏的帝都尽数笼罩。那“户调之式”的煌煌条文，在夜色的笼罩下，仿佛也褪去了白日的光彩，变得愈发黯淡无光，宛如一个巨大的讽刺，高悬于西晋王朝的上空。张辅深知，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而那有名无实的户调制，便是这场风暴即将来临的第一道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