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的经济长城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建康城的暑气尚未完全消退，丞相王导立于台城之上，望着长江滚滚东逝，眉头却未因江风而舒展。
北方的石勒虽已逝去，但石虎继位，后赵的威胁依旧如芒在背。而内部，历经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国力损耗巨大，军粮筹措更是朝廷的心头大患。他想起先帝晋元帝初建东晋时，那句“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的诏书，心中微微颔首。
这看似简单的指令，实则是延续了数百年的屯田古法，在这风雨飘摇的江左之地，竟成了维系王朝命脉的经济长城。
晋元帝司马睿草创江东，根基未稳，流民四起，士族林立。要想站稳脚跟，首当其冲便是粮食与兵源。于是，“课督农功”的诏书应运而生，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荒地与手中的将士。
除了身负要职者，其余将士皆需投身农事，“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这不仅仅是解决军粮的权宜之计，更是一种战略层面的经济部署。地方官吏的考核也因此与上缴粮食的多寡挂钩，使得这一政策从上至下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当时，大臣应詹便敏锐地察觉到军屯的巨大潜力。他上书晋元帝，力陈效仿汉代名将赵充国在金城屯田以威服西羌，以及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渭水之滨屯田以对抗曹魏的成功经验。
应詹特别指出，安徽寿县（时称寿春）地处要冲，土地肥沃，若能将其打造为军屯模范区，其示范效应与实际效益将不可估量。此议虽未能立刻大规模推行，但其重视军屯、以农固防的思想，无疑为东晋一朝的屯田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提及东晋军屯，祖逖的名字便如雷贯耳。这位“闻鸡起舞”的爱国将领，在东晋朝廷仅给予千人之粮、三千匹布，却不供应铠甲兵器与额外人力的艰难条件下，毅然带着部曲北渡长江，立志收复中原。
他深知，没有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粮草，北伐便是空谈。于是，祖逖“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在安徽亳县（时称谯城）之北开辟屯田，将士们一面披甲执戈，防备后赵的侵扰，一面荷锄耕种，开垦荒田。
正是这种“一面军屯，一面应战”的艰苦经营，使得祖逖的北伐军逐渐站稳了脚跟，最终“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让东晋的旗帜重新飘扬在这片沦陷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荆州地区（辖境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地），也有散兵进行佃作的记录，可见军屯之风在东晋初期已渐次展开，并取得了卓着的成绩。
时光流转，晋明帝继位。此时，长江沿岸的防务日益重要。大臣温峤审时度势，建议在长江沿岸大规模垦荒，他提出：“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其核心思想是，让那些并非直接处于前线临敌状态的军队，实行且耕且守的制度。温峤进一步建议可以由两支军队轮流更休，一支务农，一支守备，如此既能保证防务不弛，又能确保农事不辍。这一富有创见的提议，因其高效与务实，得到了朝廷的多数采纳，使得东晋的军屯在组织形式上更为精细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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