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辔竞耕：北齐北周屯田经济思想之比较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的春日，北齐都城邺城郊外的屯田区，新绿初现。一位身着青色官袍、面容干练的官员正手持账簿，认真核对田亩与收成记录。他便是北齐尚书省屯田曹的郎中裴文举。
“郎中，”一名属吏上前禀报，“今年司农寺典农署所辖的河内屯田区，引水渠修缮完毕，预计可新增水田三百亩，将引种淮南早稻。”
裴文举听闻，眼中闪过一丝欣慰，随即又微微蹙眉：“引水固然是好事，但稻种需谨慎挑选，更要教导屯户耕作之法。南方稻作与北方的水土条件不同，不可照搬。
此事需尽快报知尚书屯田郎，派遣熟悉农事的人前往指导，莫要辜负了朝廷的投入。”他稍作停顿，补充道，“陛下（指北齐武成帝高湛）虽沉迷于享乐，但国家财政空虚，也明白屯田的益处。
我等担任屯田客郎中（注：此处结合史料官职，强调其管理屯田客民之责）
屯田曹之职，若不能增加仓储、安抚流民，有何颜面面对河北的父老乡亲？”
北齐自高洋建国，历经数位皇帝，虽政局动荡，鲜卑权贵与汉人士族矛盾交织，但对于屯田的重视却一脉相承。
中央设立尚书省屯田曹，设置屯田郎，下辖屯田曹郎中，专门“处理诸州屯田等事”，从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管理体系。
直属王室的司农寺，则设立典农署，直接管理王室控制的大型屯田基地，其屯田客多为战俘、流民及罪没之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也给予耕牛、种子、农具等支持。在地方，各州也多有屯田，或进行军屯以巩固边防，或开展民屯以安置流民。
其屯田规模虽不及北魏鼎盛时期，但组织更为严密，管理更为精细，尤其在利用汉人地主豪强的经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方面，颇有成效。
裴文举等汉族士大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发展屯田来恢复北方经济，以支撑北齐庞大的军政开支。
他们的经济思想，融合了汉代以来重农固本的传统，以及应对现实财政压力的务实考量，强调“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将流民、战俘等人力资源与荒芜土地相结合，力求“收其地利，以实仓廪”，其核心在于“用官力以尽地利，籍民力以充国用”。
然而，北齐的屯田也深深烙上了其政权性质的印记。鲜卑军事贵族常常将屯田视为私产，侵夺屯户劳动成果、兼并屯田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
裴文举等有识之士虽努力整顿，却常受权贵掣肘，举步维艰。这种体制性的弊端，使得北齐的屯田虽有章法，却难以发挥最大效能，其经济思想中务实的一面，时常被政治腐败与奢靡之风所侵蚀。
与此同时，在关中平原的另一端，西魏早已禅让给北周。长安城（北周都城）内，一所简朴的官 官署之中，一位身着布袍、面容清瘦的老者，正对着一幅《六条诏书》的刻本专注地凝神思索。
他便是刚刚继任度支尚书、兼领司农卿不久的韦孝宽，而墙上所悬挂的，正是他的前任、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谋士——苏绰的画像。画像旁边，正是那篇名垂史册的《六条诏书》。
“尽地利，无论年少年长，只要能够操持农具的，都要让他们前往田间，按时开垦耕种，不要错过农时’……”韦孝宽轻声自语，苏绰的教诲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自宇文泰重用苏绰，推行《六条诏书》以来，“尽地利”便成为北周国策的核心要点之一。
苏绰不仅坚决主张“无论年少年长，只要能够操持农具的，都要让他们前往田间”，将所有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更着重强调“让农夫不耽误农事，让蚕妇能够做好本职”，实现“减少徭役，减轻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