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开荒种地，更蕴含着一种“重视农业以富民，从而增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系统经济思想。
“大人，”司农寺少卿薛善匆忙走进来。他曾受苏绰之命，监领陕西韩城地区的屯田，取得了显着成效，如今已是韦孝宽的得力助手。
“泾州（今甘肃泾川）传来消息，贺兰祥将军主持的军屯，今年麦粟获得丰收，除了留足军粮，还可以上缴长安仓廪数万石。
更令人欣喜的是，薛善当年在韩城尝试的兵农合一之法，被将军加以改良，兵士们在屯田之余，不忘进行操练，士气十分高昂，粮草自给率大幅提高，减轻了转运的辛苦。”
韦孝宽抚摸着胡须，笑着说道：“苏尚书当年同时设置屯田，以资助国家和军队的策略，如今才完全见到成效啊！他命你在韩城派遣八千工役冶铁铸造兵器，是深知屯田不仅要保证粮食充足，也要保证军备充足。农业是军事的根本，军事是农业的保障，二者相互促进。
宇文丞相（指宇文泰，其子宇文觉已篡魏建周，追尊为文帝）与苏尚书的志向，在于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实现天下统一，并非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
北周的屯田，在苏绰《六条诏书》“尽地利”思想的指引下，呈现出与北齐截然不同的景象。它更加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与规划，注重鼓励农桑生产与减轻赋役相结合，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
苏绰的经济思想，扎根于儒家“足食足兵”的理念，又融入了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色彩，以及关陇地区务实、坚韧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不仅将屯田视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更将其作为整顿吏治、凝聚民心、强化中央集权的基础。
因此，北周的屯田管理更注重实际效果，鼓励创新，例如薛善在韩城将屯田与冶铁同时进行，贺兰祥在泾州将军屯与战备相结合，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时光匆匆流逝，北齐在高纬的统治下日益腐朽，鲜卑权贵的贪婪导致屯田成果被大量侵占，百姓生活困苦。而北周则在宇文邕（周武帝）的领导下，大力推行改革，禁止佛道，释放奴婢，将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屯田事业…… 事业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盛。
建德五年（公元 576 年），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征讨北齐。当北周的军队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越富饶的关中屯田区，一路向东挺进时，他们粮草供应充足，士气极为高昂。而北齐的军队，却时常面临粮饷短缺的困境。
河北的屯田虽取得了一定成效，却难以弥补统治者挥霍无度以及吏治腐败所造成的巨大亏空。
邺城被攻破的那一刻，在北齐尚书省屯田曹的官署内，裴文举望着窗外匆忙逃窜的人群，手中紧紧攥着那份关于河内屯田区引种水稻的奏报，最终无奈地长叹一声。
他明白，北齐的灭亡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其屯田虽有相关制度，却在执行上存在缺失，更缺乏清明的政治和长远的国策。
而在长安，韦孝宽收到了平定北齐的捷报。他走到苏绰的画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苏尚书，您的宏大愿望，今日得以实现。北周之所以能够灭掉北齐，江南陈国兵力的牵制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倘若没有您当年尽地利的教诲，并置屯田，以资军国的策略，又怎能积累如此雄厚的国力，一举席卷河北呢？”
北朝的屯田，到了北齐、北周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北齐继承了北魏的余绪，官僚体系相对完备，却受到内部腐朽和民族矛盾的制约，其经济思想更多地停留在“以官力促生产”的层面，未能深入人心。
而北周则在苏绰《六条诏书》“尽地利”思想的指引下，将屯田与富国强兵、整顿吏治紧密结合，形成了更为系统、积极的经济发展思路。其成功不仅为灭掉北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乃至大唐盛世的出现，埋下了重要的经济伏笔。
北朝屯田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规模和技术上，更在于其背后经济思想的先进性和强大的执行力。
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