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奴新政：宋武帝的轻赋时代
义熙十一年的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也更和煦一些。建康城内，百姓们脸上的愁云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轻松与对未来的期盼。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出身寒微，却凭着赫赫战功登上权力巅峰的皇帝——刘裕，刘寄奴。
此刻，刘裕正端坐于太极殿偏殿，手中捧着一份由都水台呈上来的奏折。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在他略显黝黑却棱角分明的面庞上，映出他眼中深邃的思索。刘穆之去世后，朝政虽有徐羡之、傅亮等人辅佐，但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仍习惯亲自过问。
“都水台自行采办造船木料，不再烦扰郡县……”刘裕低声念着，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想当初，为了筹备北征的舟楫，郡县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层层加码，向民间巧取豪夺，不知多少百姓因此家破人亡。他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一个老汉因家中仅存的几棵成材树木被强行砍伐，而在路边失声痛哭。那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传朕旨意，”刘裕放下奏折，对侍立一旁的内侍说道，“都水台此举，甚合朕意。着令嘉奖，并将此做法晓谕天下各部门。凡中央所需物资，均须照此办理，自备款项，公平购买，严禁向民间勒索摊派。有敢违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严惩不贷！”
“臣遵旨！”内侍恭敬地应下，心中却对这位新帝充满了敬畏。这位皇帝，与之前那些深居宫中、不知民间疾苦的司马氏皇族截然不同。他似乎总能精准地找到百姓最苦、最怨的地方，然后毫不犹豫地挥刀斩断那些盘根错节的弊政。
这份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体察，源自刘裕早年的经历。他深知苛捐杂税和繁重徭役对百姓的压迫有多么沉重。那不仅仅是钱财和劳力的付出，更是对民心的摧残，对生产力的破坏。自他掌控朝政以来，一系列利民措施如同春雨般接连颁布：
义熙八年，他赦免天下，减免商税。那高达百分之四的奴婢牛马田宅交易税，以及对火炭、鱼、薪等生活必需品征收的过津税，曾像一条条毒蛇，吸吮着底层民众的血汗。如今，商路渐通，小商贩们脸上也有了笑容，市场上的货物渐渐丰富起来。
同年，他下令荆州、江州，除法定租税调役外，地方官不得滥征杂项，废除了郡守县令私自享有的屯田养鱼收益，停征了中央对两州征收的木材、皮毛。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狠狠打击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恶习。当时，许多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刘裕此举是“与民争利”，实则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但刘裕力排众议，他对大臣们说：“民者，国之本也。本固，则邦宁。若脂膏尽被搜刮，民不聊生，国将焉附？”
紧接着，义熙九年，一道“禁绝豪强霸占山泽”的诏令更是石破天惊。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凭借权势，将山川林泽视为私产，百姓樵采渔猎，都要向他们缴纳重税，甚至被驱打辱骂。刘裕出身寒门，对此深恶痛绝。他下令，凡山泽湖海之利，除法令特别规定者外，均向百姓开放，任民取用。这道诏令，让无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苦百姓，多了一条活路。他们可以去山里砍柴，可以去湖中捕鱼，而不必再看豪强的脸色，缴纳高昂的“买路钱”。
“陛下，”户部尚书沈林子轻步走入，躬身行礼，“荆州、雍州两地的租税减免事宜，地方官已具文回报，百姓们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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