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的余晖与阴影
建康的宫阙，在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的冬日里，似乎还残留着宋公刘裕北伐大胜的赫赫威仪。然而，仅仅两年后，这位出身寒微、凭借赫赫战功与简朴政风赢得民心的南朝宋开国之君，便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溘然长逝。
遗诏传位于太子刘义符，是为宋少帝。
少帝刘义符，登基时年方十七，正是血气方刚却又不谙世事的年纪。
他自幼生长于深宫，虽非昏庸暴戾之徒，却耽于逸乐，对父皇留下的江山社稷与艰辛苦民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责任感。史载其“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常常在后园开设酒肆，亲自酤卖，以为笑乐；又或与左右亲信乘船游湖，通宵达旦，全然不顾国丧期间的礼仪，更遑论朝政。
刘裕临终前，曾委以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顾命大臣辅政。这些老臣，皆是跟随刘裕出生入死、深知创业艰难之人。
他们眼见少帝如此行径，忧心忡忡，屡次劝谏，却收效甚微。刘义符在位两年间，朝政渐趋荒废，刘裕时代好不容易积攒下的清明政风与复苏经济的势头，开始受到侵蚀。
地方官吏的劝农积极性受挫，民间虽仍受惠于刘裕时期的轻徭薄赋，但对这位新君的失望情绪已在悄然蔓延。农田里的耕牛依旧在劳作，但农夫们偶尔抬头望向建康的方向时，眼神中已多了几分迷茫与不安。
国库虽尚充裕，但少帝的奢靡用度与对政事的懈怠，无疑是在透支着刘裕留下的政治与经济遗产。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徐羡之、傅亮等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刘义符“德业不建，社稷将倾”，为保刘宋江山，决定行废立之事。
他们联合手握兵权的檀道济，以太后名义废刘义符为营阳王，不久后将其弑杀。
随后，迎立刘裕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入京继位，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
刘义隆继位时，年方十八，却已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稳与睿智。他深知自己是在顾命大臣的拥立下登基，皇权旁落，危机四伏。
但他更明白，父亲刘裕辛苦打下的江山，绝不能毁于一旦。
他继位之初，一方面隐忍待时，积蓄力量，最终以雷霆手段铲除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权臣，将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他“善承父志”，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上，致力于重现乃至超越义熙年间的繁荣景象。
文帝刘义隆深刻理解农业是国家之本。从元嘉初年起，他便多次下诏强调农桑的重要性。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诏令各郡县地方长官，务必“敦劝农桑”，要让“地无遗利”，即便是荒山野岭，也要尽力开垦。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还规定每年要在地方上评选出“模范农民”，予以表彰和奖励，树立榜样，激发百姓的耕作热情。
在赋役政策上，文帝严格遵行了刘裕时期轻徭薄赋的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减免租调。元嘉元年，他刚一即位，便下诏减免荆州、湘州百姓租调之半，以纾解这些地区的民困。
元嘉十二年，因丹阳、淮南、吴兴、义兴等地遭受严重水灾，连首都建康都一度全城水浸，文帝当即下诏赦免这些受灾郡县百姓所欠的赋税。
元嘉十七年，文帝更是颁布了一道范围广泛的减免诏令：以前政府配给扬州与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粮、种子，以及兖州、豫州、青州、徐州等连年征战地区百姓须缴纳的租谷，全部减免半数。对于那些歉收五成以上的地区，则全部免除租谷。
同时，他还下令从宽处理百姓积欠的各种款项，禁止私人或官府垄断山泽之利的地区要解禁，让百姓能够从中获取资源；废除征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求一切法令都要从宽处理，力求公平公正。
这些举措，如春雨般滋润了百姓的心田，极大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根据《宋书·王弘传》记载，文帝还对人民的服役年龄作了一次重要且合理的调整。依照旧制，男丁十三岁就要服半役，十六岁则服全役。这对于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少年而言，负担过重。
元嘉初年，在王弘等人的建议下，文帝将其调整为：十五至十六岁为半丁，服半役；十七岁为全丁，服全役。这一调整，体现了文帝对百姓疾苦的体恤，也更符合生理规律和社会公平原则，减轻了少年家庭的劳役压力。
文帝亦如乃父刘裕一般，高度重视对灾民的救济工作，每逢灾荒，往往慷慨施赈。元嘉十二年那次大水灾，除了减免租调，文帝还紧急从其他州郡调拨数百万斛米粮，用以赈济丹阳、淮南等灾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元嘉二十年，又有州郡遭遇水灾，文帝立即派遣使者前往灾区，开仓放粮，赈济抚恤，并拨发粮食和种子，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元嘉二十五年，因多地冰雪经旬，导致柴薪粮食价格飞涨，百姓难以承受，文帝便命令建康及秣陵县的营署，直接向贫困百姓拨赐柴米，解燃眉之急。这些及时有效的救济措施，使得百姓在灾年也能得到基本保障，社会得以稳定。
从刘裕义熙年间（公元405年起）到文帝元嘉末年，这四十多年时间，是南朝历史上赋役最轻、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的黄金时期。
《宋书》的两篇史评，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良吏传序》中说：高祖刘裕出身平民，深知民间疾苦。他在义熙年间入朝为相，便留心吏治。
虽然两次北伐耗费巨大，未能大幅宽减赋役，但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本人生活极为俭朴，清心寡欲，不重声乐舆马之饰，因此才能连年出征而国用不匮。太祖文帝刘义隆幼年时便显宽仁，继位后，元嘉七年宋军曾攻占虎牢、洛阳等地，大军出征，军费皆出自国库，并未额外征用民众服役或加重赋税，因此国内安宁。
他执政三十年来，只征收正额赋役，无额外需索。人民得以安于本业，地方官六年一任，虽未能做到家给人足，但也无人死于饥寒。城乡之间，歌谣舞蹈，人群聚集，确是刘宋一朝的盛世景象。
另一篇史评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昙庆等传后的评语中写道：自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平定司马休之，取得东晋政权核心权力后，直至元嘉末年，共三十九年，境内无大规模战事，百姓无需外出服役，徭役宽松而政务清简，人民繁衍增长，粮食充盈于仓廪，夜不闭户，可谓是南北朝时期的极盛之期。当时土地广袤，田野丰饶，人民勤于本业，只要一年丰收，便能使数个郡县都忘记饥饿。
会稽郡濒临大海，又有湖泊灌溉，良田多达数十万顷，其中膏腴的上等田地，一亩价值一斤黄金，即便是西汉时的长安附近也不能相比。荆州拥有南楚地区的富庶，扬州则有整个三吴地区的沃土以及鱼盐杞梓之利，其出产的丝绵布帛，足以供应全国的衣着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