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高帝颁布了严厉的诏令，责成各县县令、县长亲自负责审查本县户籍，不得假手他人。要求他们“躬亲检校，去伪存真”，将核实改正后的户籍册籍，逐级上报到州，由州府审核后，再呈报中央户部。
朝廷还派遣了一些亲信官员，作为特使，不定期巡查各地检籍情况，试图杜绝欺上瞒下。
诏令一下，起初也曾引起一些震动，各地官府表面上也开始忙碌起来。然而，积弊已深，阻力重重。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出在“吏治腐败”之上。
那些长期以来依靠户籍舞弊中饱私囊的地方官吏，怎肯轻易放弃既得利益？
“货贿潜通”之事，屡禁不止。
县令县长们，或是阳奉阴违，或是与地方豪强、狡黠民户勾结，继续弄虚作假。
从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算起，到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这整整十一个年头里，刘宋朝廷也曾断断续续地进行过一些户籍的核查与更正工作，但收效甚微，
总计更正的户籍，竟然不足四万。
这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南朝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如今，齐高帝虽然雄心勃勃，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在根深蒂固的腐败吏治面前，他的“检籍”之策，推行得异常迟缓，效果也并不理想。
各县上报的户籍，水分依然很大，真正得到核实和更正的，寥寥无几。许多地方官为了应付差事，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甚至编造数字，欺瞒朝廷。
高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曾多次下旨斥责办事不力的官员，甚至罢免、惩处了一批贪赃枉法、阻挠检籍的县令长。
然而，整个官僚体系的沉疴，岂是他短短数年内，仅凭一道诏令和几次申斥便能彻底根治的？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这位一生戎马、锐意求治的齐高帝，带着对“检籍”大业未竟的遗憾，溘然长逝。他留下的，是一个依然户籍混乱、赋役不均的国家，以及一项充满挑战与争议的经济改革任务。
南齐的“检籍”风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更大的波澜，还在后面等待着他的继承者们。铁铸的节俭可以彰显君主的决心，但要真正整顿好国家的经济秩序，平衡那本混乱的户籍册，显然需要更强大的魄力、更周全的策略，以及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