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前燕的田租制度得以调整。大体而言，当时北方各国的田租情况，在慕容皝改革后，以及其他一些相对稳定的时期，大多是使用官牛的，官府得六分，百姓得四分；有私牛的，则官府与百姓各占一半，这相较于此前的八二分或六四分（此处指官八民二或官六民四，但结合后文封裕的谏言，此处原文“六四分”或许是官六民四，而慕容皝最初 行八二分制，已有所减轻，稍得民心。
至北魏初期，承五胡之乱弊，赋役制度尚在摸索之中。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鉴于当时农业生产仍待恢复，国库亦需充实，于是上表请求设立农官，推行屯田之策。其建议选取州郡民户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户，一名男子所耕之田，每年需向国家缴纳租粮六十斛。
若以当时每亩地约收一石（即一斛）计算，一名男子耕种百亩土地，那么六十斛租粮，相当于亩产一石的六十亩土地的产量，也就是一种六四收租之制（六十斛对四十斛），这与之前有私牛者官私收成平分，或使用官牛者官收六成、私收四成的比例大体相符，可见分成租制在北朝初期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五胡时期的兵役制度，与南朝不同，也和秦汉有别。由于各国大多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多为胡人部族兵，这些部族成员平日务农为民，战时披甲为兵，兵民合一，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主力。汉人在当时的政权中，地位普遍较低，在军事上也不受重视，通常不被编入常备军。
只有在兵员不足，或进行大规模征战、急需人力之时，才会临时对汉人采取抽丁的办法，征发他们服兵役。
例如，后赵石虎，为人残暴，穷兵黩武。当其兴兵讨伐前燕慕容皝时，为凑集足够兵力，曾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即从五家男丁中征发三人，四家男丁中征发二人，其征兵比例之高，前所未有，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和负担。
不仅如此，石虎还对被征发的士兵及其家庭课以重税：“征士五人出车一辆，牛两头，米十五斛，绢十匹。征调物资不能置办齐的处以腰斩。”
如此酷烈的征调，稍有延误或未能置办齐物资者便被处以极刑，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也是后赵政权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民族成分复杂，战争连绵不断，其赋役制度呈现出临时性、多样性和残酷性的特点。
田租以高比例分成租为主，间或有所调整；兵役则以部族兵为骨干，汉人多为临时抽丁，负担沉重。直至北魏统一北方，政治渐入正轨，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整顿吏治，规范制度，处理赋役问题，北朝才逐渐显现出一些不同于南朝的治理思路与成效，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