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魏北齐隔江（或隔黄河）对峙的北周，在盐业政策上也继承了北朝一贯的官营传统，但在具体操作上又略有变通。北周治下，盐业资源更为多样，有取自大海的海盐，有产自内陆盐池的池盐，还有“掘地而得”的形盐，以及味道甘甜的饴盐。这些不同种类的盐，遍布北周境内的不同区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盐业资源。
北周政府对盐业的管理，采取的是“民产官收”或“民采官税”的方式。也就是说，允许民众在官府的监管下进行盐业生产，无论是煮海、汲池、掘地，皆需向官府申报，并按照规定缴纳盐税，或由官府按定价收购。这种制度，相较于完全的官府垄断生产，给予了民间一定的生产空间，激发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官府始终牢牢掌控着盐的流通与课税权，确保盐业之利归于国家。
民众取之，皆须纳税，这“税”字，便是北周盐业管理的核心。它既体现了官府对盐业的控制，也反映了在长期战乱后，统治者试图通过相对灵活的政策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努力。
从三国时期的司盐都尉、校尉，到两晋的度支尚书统辖，再到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征税与北朝的专卖反复拉锯，以及东魏北齐的大规模海盐开发和北周的多元盐业管理，“产盐业多为官管”这一主线贯穿始终。
其间虽有短暂的开放与弛禁，如北魏孝文帝一度“开盐池之禁”，南朝宋、齐、梁三代“准人民制盐”，但最终往往因为豪强垄断、财政困窘或社会矛盾激化而复归官营或强化管控。盐政的每一次调整，无不牵动着王朝的神经。无论是专卖还是征税，官府始终警惕着民间资本的过度膨胀，防备盐利旁落。
这种对资源的绝对掌控，既是维系财政的现实需要，也是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选择。至北周后期，虽允许民采，然课税日重，监管愈严，所谓“民产”实已纳入国家轨道。盐不再仅是调味之物，更是权力博弈的筹码、战马嘶鸣背后的无声支撑。
盐利所聚，即为国之血脉所在。盐利的聚敛，直接支撑着北周府兵制的运转与均田制的推行。府兵将士的粮秣调配、兵器修造，皆仰赖盐税支撑；均田农户所得口分田的勘定与赋役征发，亦以盐税为重要财政依托。
这不仅仅是盐业政策的简单循环，更折射出历代统治者在经济思想上的探索与实践：如何在利用盐业满足国家财政需求与保障民生基本供应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发挥民间生产积极性与防止私人资本过度膨胀威胁国本之间取得协调？
这些问题，如同萦绕在统治者心头的难题，推动着中国古代盐业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演进。
江南的“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江北盐县“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舶艚往来，恒以千计”的繁荣景象，与北地盐池的“紫色澄渟”、海盐灶群的“终岁合收”，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盐业经济的多元图景。而这图景的底色，始终是官府对盐业这一“国之大宝”的深度介入与掌控。
这种经济思想与制度实践，也为隋唐时期更为成熟和完备的盐业专卖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