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楫凌波茶烟袅——南朝经济的舟船与茗香
江南多水泽，沟渠纵横，湖泊星罗棋布，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孕育了鱼米之乡的富庶，更催生了发达的造船业。
自孙吴立国江东，舟楫之便已初显端倪，至南朝，此业更在前朝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臻于鼎盛。
陶季直所着《京邦记》曾有明确记载：“宋孝武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这短短数语，便勾勒出刘宋时期皇家造船业的恢宏气象。
孝武帝为渡六合，所造龙舟翔凤等各式船只竟达三千余艘，其规模之庞大，种类之繁多，连夏商周三代以及东西二京（长安、洛阳）都无法比拟。
这不仅是皇家威仪的体现，更折射出当时国家层面造船能力的雄厚。
战船的建造尤为兴盛，数量与质量均有突破，成为江防乃至内河作战的重要力量。
至陈朝，造船技术与规模仍未衰退。湘州一地，曾为华皎所据，他为对抗中央，“造金翅大舰二百艘”，这些大型战舰无疑是当时军事工业的结晶。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南朝的民间造船业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民间能工巧匠所造之船，不仅数量众多，其工艺水平亦不遑多让。这种普遍的造船能力，甚至引起了后来北方政权的警惕。史载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后，“恐吴越之间私造的大船因势力结众而造成乱事，遂下令江南凡有三丈以上之船，悉括入官”（其事散见于《隋书》相关记载），足见南朝民间造船实力之强，已对新的大一统王朝构成了潜在的战略威慑。
当时船只的载重量，已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若论隋代前后的船舶，其载重量常有万斛至二万斛之说。追溯其源，实滥觞于南朝乃至更早的孙吴时期。据《唐御览》引述前代史料，孙吴时往来于海上的外来商船，“可载六七百人，载物可万斛”。
而到了南朝，船舶的载重能力更有提升，《颜氏家训》中便明确说明，当时已有载重二万斛的巨型海船。如此庞然大物，在波涛中航行，其造船技术之精湛，结构设计之合理，可想而知。船速亦颇为可观，为追求快速，部分船只配备了数量众多的棹手，多者可达百余人。
《梁书》中形容此类船只行驶起来“捷如风电”，虽或有文学夸张，但其速度优势当是毋庸置疑的。
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事频仍，战船的装备亦日趋完善精良。为加强海战军力，当时已出现专门的“火舫”与“火车”——前者当为载有易燃物、用于火攻的船只，后者或为船上架设的攻城或纵火器械。更具标志性的是，战船上普遍安装了“拍竿”这一重型攻击武器。
拍竿以巨大的圆木制成，高悬于船舷一侧，顶端装有重物，战时猛然放下，以拍击敌船，威力巨大。故隋文帝灭陈前夕，大将杨素在永安所造之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隋书·杨素传》），其船上装置六枝拍竿的技艺，实乃袭用南朝之成法，并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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