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一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时代，中原板荡，民生凋敝。相较于汉代的雄浑壮阔，此时期的产金量已显着下降，如涓涓细流，不复往日的奔腾之势。这直接导致了黄金货币职能的进一步萎缩，其计算单位也从汉时的“斤”悄然转变为“两”。
《晋书·食货志》中那句触目惊心的“愍皇时斗米二金”，若参照《愍帝纪》的详细记载，实则为“斗米值金二两”。这“两”字的出现，不仅是计量上的简化，更折射出黄金在流通领域地位的式微。
昔日，帝王以黄金赏赐功臣，是何等的荣耀与厚重。而今，翻开史书，映入眼帘的赏赐清单已换成了铜钱、布帛、绢、谷米等实物。
《北史·高昂传》载，西魏悬赏斩高昂首级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这“万段布绢”的巨额悬赏，却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且通篇不见黄金踪影，足见此时黄金已非朝廷常规的赏赐之物，其货币属性中的支付手段职能，正逐渐被更易获取和分割的实物所取代。
婚嫁之礼，自古便是社会风俗与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汉代帝后大婚，黄金是必不可少的重礼。“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何等的气派。然沧海桑田，到了曹魏，王娶妃时，聘礼已然改为绢一百九十匹。
及至晋代，虽有所增加，也不过绢三百匹。再往后，东晋康帝纳褚皇后，孝武帝纳皇后，聘礼清单上罗列着白雁、白羊、酒米、马匹、绢帛、钱币，唯独那曾经象征财富与尊贵的黄金，竟已杳无踪影。这固然有节俭之风的倡导，但产金量锐减，黄金愈发珍贵难寻，恐怕才是其退出婚嫁聘礼清单的深层原因。
当黄金的货币光芒在流通、支付、贮藏等领域日渐黯淡之际，它却在另一片天地绽放出异样的光彩。此时期黄金最主要的用途，已非经济流通，而是耗费于日益兴盛的佛教信仰之上。
自东汉明帝时佛教自天竺传入东土，历经数百年的浸润与传播，至魏晋时期，民间信佛之风日盛，迨及南北朝，更是达到了空前狂热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彼时佛教昌盛的生动写照。而这一座座宏伟的寺庙，一尊尊庄严的佛像，无不需要大量的黄金来装点其神圣与辉煌。
《南齐书·萧颖胄传》曾记载：“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数千两黄金，仅仅铸就一龙，且深藏地下，其价值已非普通货币所能衡量，而是承载着宗教的神秘与虔诚。《梁书》亦云：“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资产丰沃”之中，黄金必然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它们或化为佛像身上的金身，或成为寺庙珍藏的宝物，或用于抄写、装饰那至高无上的佛经。
其中，用黄金铸造佛像，耗费最为惊人。《魏书》有载，北魏献文帝曾下令，“用黄金六百斤，铸天宫寺释迦立像”。
六百斤黄金，在产金量匮乏的当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几乎可抵一国数年之黄金产量。这尊耗费巨资的立像，矗立在天宫寺中，其耀眼的光芒，更多的是宗教权威的象征，而非财富的流通符号。
当然，并非所有佛像都能如此奢华地纯金打造。更多时候，则采用鎏金或贴金之法。即便如此，其费金量亦相当巨大。宋明帝曾铸造丈四高的金像，梁武帝则敕造丈八高的铜像（虽为铜胎，想必亦少不了鎏金装饰），魏孝明帝更是为河南洛阳的永宁寺，一口气打造了丈八高的金像一座，外加普通金像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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