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佛像，无论是通体金铸，还是鎏金贴金，都如海绵般吸纳着当时社会中有限的黄金存量。
然而，黄金并未完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闪耀着。当它作为大额支付手段的功能被削弱时，其作为贵重金属的物理特性——延展性、稳定性和璀璨的光泽，使其在装饰领域，尤其是金饰方面，找到了新的舞台。
在上层社会，尽管帝王赏赐不再轻易动用黄金，但达官显贵、世家大族们，依然以佩戴金饰来彰显其身份与财富。男子的金带钩、金印，女子的金钗、金簪、金耳环、金手镯，乃至孩童佩戴的长命锁，都以黄金为贵。这些金饰，往往工艺精湛，纹饰繁复，或龙凤呈祥，或花鸟鱼虫，寄托着佩戴者的美好祝愿，也无声地诉说着其家族的底蕴。
一枚雕工精美的金钗，其价值或许远超几匹绢帛，但它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标识，一种可随身携带的“硬通货”，是乱世中一种特殊的财富贮藏形式。
在民间，虽然普通百姓无力拥有纯金饰品，但鎏金、包金的饰物依然流行。这些饰品在婚嫁、节庆等重要场合，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女子出嫁，若能有几件鎏金首饰，便是体面的象征。这些金饰，虽然其黄金含量不高，但毕竟与“金”相关，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黄金在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饰，在极端情况下，依然保留着货币的某些“余晖”。当遭遇战乱、灾荒，或进行某些不便公开的大额交易时，精美的金饰往往可以被切割、熔铸，临时充当支付手段。
一块成色十足的金饼、一个沉甸甸的金镯，其价值不言而喻，比动荡时期急剧贬值的铜钱或难以运输的布帛，更能获得交易双方的认可。这种情况下，金饰便成了一种潜在的、非制度化的“货币储备”，其价值源于黄金本身的内在价值，而非官方的强制规定。
例如，在一些史料的缝隙中，我们偶尔能窥见这样的记载：某士族子弟因避战乱，携家带口逃亡，行囊中除了少量干粮，便是家中女眷的金饰。
这些金饰在途中数次救急，或换取盘缠，或购买粮草，甚至用以贿赂关卡守兵。此时的金饰，便暂时褪去了装饰的外衣，显露出其作为“最后支付手段”的原始职能。这种职能，并非国家法律赋予，而是植根于黄金自身的价值属性，以及人们对它根深蒂固的信任。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金，虽然其官方货币地位已大不如前，流通范围也大大缩小，但它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被佛教寺庙大量消耗于造像、建寺、写经之外，其余的黄金，很大一部分转化为了精美的金饰，佩戴于人的身上，或珍藏于箱箧之中。这些金饰，既是身份的象征，是美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流动性较差的财富贮藏。
它们如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点点碎金，在乱世的尘埃中，依然闪烁着微弱却坚韧的光芒，维系着黄金作为“金属之王”的尊严，也为其在后世某个时期重新回归货币舞台，保留了一丝火种。其货币用途，虽不复汉代之盛，却以一种更隐蔽、更私人化的方式，在金饰的流光溢彩中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