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业口分定租庸 轻徭薄赋见盛唐
隋末的烽火狼烟，终被李唐的赫赫武功所平息。当贞观之治的和煦春风吹拂着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时，均田制的推行如甘霖普降，让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回到了阡陌之间。随之而来的租庸调制，如同一架精密的经济仪器，将土地、人丁与国家财政巧妙地联结起来，为盛唐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长安城，尚书省户部，度支司的厅堂里，几位官员正围坐在大案前，对着新修的《赋役令》条文细细斟酌。窗外，春雨初歇，庭院中那棵老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生机勃勃。
度支郎中苏亶，一位五十余岁、面容清癯的官员，手持毛笔，指着案上的文稿，声音沉稳有力：“诸位同僚，陛下以仁心行仁政，欲使天下苍生安居乐业。这租庸调制，便是我朝治国安邦的基石。今日再议，务必使其既合古制，又利民生，更要确保国用不匮。”
他身旁的员外郎崔九郎，年轻气盛，眼神中透着一股锐意革新的光芒，接口道：“苏郎中所言极是。我朝均田，男丁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八十亩为口分。这永业田，身死不还，可传子孙；口分田，则需待受田者老疾或身故后，由官府收回，重新分配。有了恒产，百姓方能安心，国家赋税才有保障啊。”
另一位主事王玄策，曾游历西域，见识广博，此刻抚着微须，缓缓道：“正是如此。我朝租庸调之制，便是建立在这均田之上。每丁每年缴粟二石，此谓之‘租’。这便是《孟子》所言‘粟米之征’，亦相当于前汉之租。”
苏亶微微颔首，补充道：“王主事说得对。这‘租’，是针对每丁所受的八十亩口分田而言。若以每亩年产粟一石估算，八十石粟中抽取二石，便是四十税一。诸位，可曾想过，这是何等轻的负担？”
崔九郎眼中闪过一丝敬佩：“确是轻徭薄赋！晚生曾读《汉书》，知晓汉制初为十五税一，后常收半租，实为三十税一，已较战国孟子所推崇的什一之税更为宽大。而我朝四十税一，更是远迈前汉啊！若比起那西晋，丁男课田六十亩，每亩课粟八升，计四石八斗，我朝之租，仅及西晋二十几分之一。如此轻租，百姓安得不富足？”
王玄策抚掌笑道：“崔员外郎少年英才，所言极是。西晋户调之重，更是骇人听闻。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我朝之‘调’，每丁每岁输绫、绢、絁各二丈。若用布代替，则加五分之一，即二丈四尺。输绫、绢、絁者，兼缴绵三两；输布者，则兼缴麻三斤。这‘调’，有‘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代之‘赋’，若论其性质，约略相当于前汉之口赋。”
他顿了顿，拿起案上一卷西晋的《户调式》残卷，摇了摇头：“西晋那三匹绢，比起我朝的二丈（唐代一尺约合今三十厘米，二丈即六米，一匹绢通常为四丈，二丈仅半匹），多了足足六倍！便是那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亦比我朝丁男之调多了一倍。我朝虽兼用绫、絁，品类上或有差异，但调法轻于魏晋，乃是不争的事实。”
苏亶捻须沉吟道：“租与调，一为粟米，一为布帛，皆是百姓务农桑所得。然国家运转，除了物资，尚需人力。故有‘庸’制。此即古代‘力役之征’，相当于前汉之役。”
“苏郎中，”崔九郎问道，“我朝之庸，与汉之更役，有何不同？”
苏亶道：“差异大矣！前汉每丁每年更役三十天，我朝则定为二十天。若遇闰年，再加五天。若官府无需其服役，或百姓不愿服役，则可‘输庸代役’，每日以绢三尺代替。这‘庸’，便是力役的代金。”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