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叹了口气，走到书架前，取出一卷《孟子》，翻到《梁惠王上》篇，指着其中一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井田制，与我大唐的均田制，其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都是‘为民制产’。但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推行。”
他的语气沉重起来：“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中央权威旁落。河北诸镇，节度使父子相承，户籍、田亩、赋税，皆由其自行处置，名为大唐臣子，实为国中之国。他们那里的‘为民制产’，早已沦为节度使自肥的工具。这也是老夫为何忧心忡忡的原因。”
杨炎的目光变得锐利：“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否定均田制本身。关中、河南、江南大部分地区，朝廷政令尚能通达，均田制便仍在发挥其作用。去年，淮南道黜陟使报告，该道清查隐户三万余，新增授田百余万亩，百姓大悦，流亡归乡者不绝于途。这便是‘为民制产’之德政的明证。”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均田制以丁为主，故特重村坊制度。五家为邻，五邻为保，四家为邻，二十家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有里正，村有村正，他们负责编造手实（户籍底稿）、计账（年度赋役册），上报‘乡账’。这一层层的管理，正是为了确保户籍清楚，人丁不失，田亩有序。”
杨炎拿起一份江南道的“手实”样本，上面不仅有户主姓名、年龄、丁中、户等，还有永业田、口分田的亩数、四至（田块边界），甚至连家中牲畜、奴婢的数量都一一记录在案。“你看这份手实，详细到如此地步。里正、村正若有疏漏，县司、州司还要复核。如此严密的制度，若非有‘为民制产’的精神支撑，何以能维持百余年？”
王克温若有所思：“大人，卑职似乎有些明白了。这均田制，就像一张大网，户籍是网绳，村坊是网眼，宽乡狭乡是调节网眼大小的绳结。虽然日久网绳或有松弛，网眼或有破损，但只要这张网还在，‘为民制产’的精神就还在。朝廷不断地‘括户’、‘造籍’，就是在修补这张网。”
“然也。”杨炎欣慰地点头，“克温，你能明白这一层，便不枉老夫今日与你说这些。近人有轻薄之徒，讥我大唐租庸调制为‘杂拼的租税’，说它是粟米、布帛、力役胡乱拼凑。此等言论，真是鼠目寸光！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孟子所言‘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的完美体现！”
杨炎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分：“有田则有租，此粟米之征也；有家则有调，此布帛之征也；有身则有庸，此力役之征也。有一项，征一项。有田有身有家，便有租庸调。这是何等公平！何等简洁！它将国家赋税建立在‘为民制产’的基础之上，百姓有田可耕，有业可从，自然安居乐业；政府财政有稳定来源，自然国用充足。此乃万世不易之良法！”
他走到窗前，望着长安城的方向，那里宫阙巍峨，象征着大唐的权威。“当然，任何制度都有其流弊。均田制推行日久，人口滋长，土地兼并难以完全杜绝，府兵制也因此受到影响。但这恰恰说明，制度需要因时而变，而非因噎废食。”
杨炎转过身，目光坚定：“老夫近日正在整理历年户籍、田亩、赋役数据，准备向陛下上书，论‘为民制产’之重要性，重申均田、租庸调之根本。同时，也要提出改革之策，如限制豪强占田，鼓励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加强对藩镇户籍、赋役的监管。虽前路多艰，但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为了黎民百姓能有恒产恒心，老夫责无旁贷！”
王克温看着杨炎矍铄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敬佩之情。他终于明白，这看似枯燥的户籍账册、田亩数字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代代治国者“为民制产”的理想与追求。均田制或许并非完美无缺，租庸调制或许在某些地区未能完全推行，但它们所蕴含的“使民有恒产，使国有常赋”的精神，正是大唐立国之本，也是“德政”二字的最好诠释。
窗外，阳光正好，庭院中的梧桐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吟唱着这首关于土地与人、制度与民生的古老歌谣。长安城的繁华背后，是无数州县乡村的“乡账”在默默运转，是里正、村正们在田埂上丈量土地的身影，是丁男们在授田里辛勤劳作的汗水。这便是“为民制产”的真实写照，不事张扬，却深植于大唐的血脉之中，滋养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
杨炎重新坐回案前，提起笔，在一份新的奏章上郑重写下：“臣闻，王者之政，莫急于使民有恒产。恒产者，人心之所系，邦本之所固也……”他的笔触沉稳而有力，仿佛要将这“为民制产”的德政理念，永远镌刻在大唐的历史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