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风云：朱门酒肉与路有冻骨
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残阳如血，将青石板路染得一片殷红。吏部侍郎杨炎缓步走在回家的路上，锦袍玉带，仆从如云，却掩不住眉宇间的一丝阴霾。自从推行两税法以来，朝堂之上的争论便从未停歇，而民间的怨声，更是如同潮水般，隐隐约约地透过重重宫阙，传到他的耳中。
他想起了当年在德宗面前力排众议，推行新法时的意气风发。那时，国库空虚，藩镇割据，租庸调制早已千疮百孔，户籍混乱，流民四起，按丁征税形同虚设。他提出的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不问垦熟，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熟数为基准，夏税起四月，秋税起九月，以货币计税，简化了征收程序，一度让朝廷看到了希望。然而，他未曾料到，这剂“良方”，竟会催生出如此多的“副作用”，将社会的裂痕撕扯得愈发巨大。
“大人，前面好像有人拦路喊冤。”仆从低声提醒，打断了杨炎的思绪。
杨炎眉头微蹙，抬眼望去，只见街角处，几个衣衫褴褛的农人正被差役粗暴地驱赶着，其中一个老者，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破旧的地契，嘶哑地喊着：“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啊！我们的田……我们的税……”
声音很快被淹没在市井的喧嚣和差役的呵斥声中。杨炎的马车没有停留，径直驶过。车帘内，他闭上眼，陆贽那尖锐的批评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这位以直言敢谏闻名的给事中，对两税法的抨击最为猛烈。他说，朝廷将“急备”、“供军”、“折估”、“宣索”及“进奉”等各种临时性的摊派，一股脑儿地塞进了两税的定额之中，美其名曰“量出为入”，实则是将过去的横征暴敛合法化、固定化。百姓的困苦，谁又真正体恤？
杨炎心中并非没有波澜。他知道陆贽所言非虚。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征收额为标准，分摊到各地，作为每年征收的定额。这看似简单，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何准确计算各地的资产，尤其是土地资产？古代的田亩，肥瘠不一，水源远近不同，产出差异极大。过去租庸调制下，每亩地收若干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虽然也有弊端，但至少标准清晰。如今，两税法将一年的收税总额作为“定额”，再分摊下去，这就给了地方官极大的操作空间。
正如后来史料所揭示的，这种随地区摊派的方式，造成了“田多大家少派、田少大家要多派”的怪现象。杨炎曾收到过来自江南的密报，说有些地区田连阡陌的大户，通过与地方勾结，巧妙地将税额转嫁出去；而那些只有薄田几分的小户，却要承担沉重的摊派。一遇荒年，颗粒无收，官府不仅不减税，反而因为要完成“定额”，将逃亡农户的税额分摊到剩下的人头上，形成“田租加重，农民无法负担而逃亡，人减少了，租税再加重”的恶性循环。
杨炎猛地睁开眼，马车已行至自家府邸门前。朱漆大门，高大气派，与方才街角农人的褴褛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不禁想起了陆贽奏折中的那句话：“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容足之居。”
两税制，确实方便了朝廷征税，短期内充实了国库。但它与租庸调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租庸调制尚有“为民制产”的精神——国家授田给农民，农民承担租庸调。而两税法则完全丧失了这一精神，它仅征租而不授田。当均田制崩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税收又以现有资产（主要是土地）为标准时，其结果必然是加速土地兼并。
有钱的富家，不再满足于经商获利，而是拼命买田置地。因为土地成了最“保险”的资产，不仅可以收取地租，还能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赋税。其情形，一如汉代初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杨炎自己就听说，京畿附近有位王姓富商，短短几年内，就兼并了良田数万亩，成为一方豪强。
而贫农呢？他们在苛税和天灾的双重压迫下，往往不得不卖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小块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好“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杨炎曾在一次微服私访中，亲眼见过这种悲惨的景象。在一个破败的村落里，他遇到一个名叫王五的农民，王五租种了当地豪强张大户的十亩地。“大人，您知道吗？”王五脸上满是愁苦，“这官税，每亩地才五升。可我们交给张大户的租子，每亩足足有一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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