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是官税的二十倍！即便是中等收成的年景，私租也比官税重十倍以上。杨炎当时听了，心头一震。他知道两税制下的官税已经比租庸调制增高了不少，但他没想到，私家收租竟苛重至此！这二十倍的差距，意味着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大部分收成都要交给地主，自己只能勉强糊口，稍有不慎，便会家破人亡。
“有田之家，坐食租税。”陆贽的话再次回响。这些豪强地主，不事生产，却凭借着大量的土地，坐享其成。他们将沉重的私租加在农民身上，而自己却想方设法逃避国家的赋税。如此一来，国家的税源越来越少，只能加重对剩下农户的盘剥，更多的农民因此破产，加入流亡大军。
逃亡，成了许多农民唯一的选择。杨炎曾翻阅过户部的户籍档案，发现近年来流民数量激增。他们为何要逃亡？因为在原籍，田被大水冲坏了，人逃走了，但分摊的租税反而因为“定额”不变、人丁减少而加重。而他们逃到新的地区，因为人口增多，按照两税法的摊派逻辑，人均的税额反而可能减少。“故人人乐于逃亡他处”，这是何等的讽刺！
逃聚之地区，人口增多，土地相对有限，新的矛盾又会滋生。而那些逃亡者聚集之地，往往也是豪强势力薄弱或管理混乱之处，他们或许能暂时喘口气，但终究摆脱不了被盘剥的命运。
杨炎步入内堂，侍女奉上香茗。他端起茶杯，却感觉索然无味。窗外，月色朦胧，他仿佛看到无数流离失所的农人，在黑暗中艰难跋涉，寻找着一线生机。
他想起了租庸调制的好处。那时，税目分明，租、庸、调，各有其名，征收对象和标准清晰。虽然也有弊端，但其核心是“授田征租”，国家至少还承担着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责任。而两税法则将所有赋税并归一项，看似简化，实则是将国家的责任也一并“简化”掉了——仅征租而不授田。
“税目分明”与“并归一项”，不仅仅是征收方式的变化，更是国家治理理念的倒退。租庸调制下，即便有土地兼并，国家尚有调整的余地。而两税法，在土地自由买卖和“不抑兼并”的政策背景下，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它像一剂催化剂，使得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杨炎放下茶杯，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推行两税法，初衷是为了挽救唐王朝的财政危机，是为了“救时”。从短期来看，他似乎成功了，国库确实充盈了一些。但从长远来看，他亲手摧毁了租庸调制中“为民制产”的理想，将王朝推向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深渊。
土地兼并益发猖狂，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如同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他仿佛已经听到了底层民众积压已久的怒吼，感受到了王朝根基的松动。
“唉……”杨炎发出一声长叹。他知道，自己可能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两税法带来的，不仅仅是财政数字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一般景况的急剧变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场景，正在大唐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他想起了汉代的教训，土地兼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如今的大唐，莫非也要重蹈覆辙？陆贽的警告言犹在耳，而他，却无力回天。改革的惯性一旦形成，就难以刹车。更何况，朝堂之上，利益盘根错节，想要再改回租庸调制，已是痴人说梦。
夜色渐深，长安城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但杨炎知道，这寂静之下，暗流汹涌。两税法这颗投入大唐社会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不断扩大，最终将演变成滔天巨浪，吞噬一切。而他，这位两税法的推行者，注定要在历史的功过簿上，留下浓墨重彩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笔。窗外的月光，清冷如水，照在他苍老而疲惫的脸上，映出了一丝深深的无奈与悲凉。他不知道，这样的贫富悬殊，这样的土地兼并，最终会将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带向何方。而那些在苛政下呻吟的百姓，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