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德国，工业废墟上已燃起重建的火苗。二战末期，鲁尔区的工厂被轰炸得只剩断壁残垣，克虏伯的炼钢炉冷却殆尽，西门子的生产线沦为瓦砾，1945年的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20%，粗钢产量从2320万吨暴跌至150万吨。货币崩溃、劳力短缺、粮荒蔓延，这片土地似乎已失去复苏的可能。但费尔多知道，德国工业的根基——那些顶尖工程师、精湛工艺和创新基因，从未真正消失。
此前他一直按兵不动，一来是避免“战后掠夺”的恶名引发德国民众反感，二来是等待最佳时机。如今柏林空运的胜利让他在德国赢得了“救世主”的声望，北约成立又为美国在西欧的经济渗透提供了政治背书；布局德国工业的时机，终于成熟。
慕尼黑的美国空军基地会议室里，气氛格外微妙。德国工业巨头的掌舵人们齐聚于此，有人西装革履，有人穿着刚从监狱带出的旧大衣——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袖口还沾着灰尘，卡尔蔡司的总裁戴着磨损的眼镜，而费迪南德·保时捷则穿着熟悉的工装，他身边的大众汽车已凭借甲壳虫初露锋芒。
费尔多走进会议室时，所有人都起身致意。这位美国空军总司令的身影，在他们眼中既是征服者，也是唯一的希望。“请坐，”费尔多的语气平和却带着权威，“我知道诸位正面临困境——工厂停工、资金断绝；甚至有人还在为战争罪责承担后果。今天我找你们来，不是为了追究过去，而是为了谈未来。”
他示意副官分发文件，继续说道：“我已通过空军退役援助基金会筹集了一笔专项资金，计划对德国工业进行注资。大众汽车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我持有49%的股份，从未干涉过保时捷博士的研发与管理。现在，这个机会同样给你们。”
文件上的条款让在场众人瞳孔骤缩：空军退役援助基金将按企业估值注资，获取每家企业49%的股份；企业恢复正轨后，可赎回19%的股份，基金会最终仅保留30%；注资后不干预日常管理，仅在重大战略决策上拥有知情权。这意味着他们既能获得救命资金，又能保住企业的控制权，远比“拆迁式赔偿”或“外资吞并”温和得多。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犹豫着开口，声音沙哑：“将军阁下，我仍在服刑期间，没有签署协议的合法权力。”他因战争期间使用集中营劳工、生产武器，被判处12年监禁，克虏伯集团也被拆分管制。
费尔多笑了笑，副官立刻递上一份烫金文件。“这是美国驻德军事政府的特赦令，”费尔多拿起钢笔，“只要我签下名字，它即刻生效。你今天就能回到克虏伯庄园。”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几分调侃，“不过有件事要说明——你入狱期间，庄园佣人的工资是我垫付的，这笔钱可得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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