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锐利而冰冷，带着被冒犯的尊严感和对失控的深深恐惧：
“但是！他再能打，现在也已经公然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他擅自更改番号，自立门户，形同割据！更可恨的是，他竟敢悍然枪决中央派去的人员！此等行径，与叛乱何异？！若对此等忤逆之举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则中央威信何在？法纪纲常何存？今日有一个周正，明日就可能有张正、李正效仿！届时号令不出重庆，政令不行于地方，党国将分崩离析，抗战大业何以维系？我，岂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说到最后，他几乎是低吼出来，脸因激动而微微涨红。周正的行为，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脱离，更是一次对以他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公然挑战与背叛。这种挑战，触及了他统治的根本，比战场上的任何失利都更让他感到愤怒和恐慌。李宗仁在会议上的顶撞，不过是加深了这种被内外夹击的孤立感与怒火。
办公室内，蒋委员长那夹杂着愤怒、固执与被冒犯感的言辞余音似乎仍在沉重的空气中震颤。何应钦与白崇禧肃立不语，任由那充满压力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也任凭沉默在三人之间蔓延、发酵。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墙上挂钟的指针走了整整十几分钟，期间只听到蒋委员长时而踱步、时而坐下、反复强调“必须出兵征讨”、“绝不能纵容”的低沉自语。最终，他似乎暂时耗尽了即时的怒火，将问题具体地、也是更加棘手地抛了出来。
他停下脚步，重新坐回主位，目光锐利地射向面前两位最重要的军事助手，声音恢复了某种刻意的平静，却更显冰冷：“那么，依你们之见，若要出兵，当从哪个战区抽调部队？用哪支队伍最为合适？”
这个问题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被直接塞到了何应钦与白崇禧手中。两人心中同时一沉，感到无比为难。这不仅是军事部署问题，更是政治站队、派系平衡和实际胜算的综合考验。
参谋总长何应钦沉吟再三，字斟句酌地开口，试图再次委婉提醒其中的巨大风险：“委员长明鉴。出兵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确需……三思而后行。周正所部战力彪悍，连战连捷，士气正盛。而我各战区主力，或与日寇对峙于漫长战线，或正在休整补充，皆有重任在肩。此时抽调精锐远征华东，不仅削弱正面抗日力量，且劳师袭远，后勤补给线漫长易受袭扰。更需虑及，一旦与‘周家军’接战，若战事不利，乃至受挫，则非但不能彰显中央威严，反会折损我军元气，挫伤士气。届时，不仅周正更难制衡，更恐令虎视眈眈之日寇趁隙而动，坐收渔利。此……不得不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