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周明带来的齿轮，与车床主轴比对，尺寸严丝合缝。“1987年6月14日凌晨，正是这颗齿轮的焊锡崩裂，导致车床突然卡壳，主轴带着工件甩出去——这不是操作失误，是设备老化和违规维修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
王强的脸瞬间涨成紫色，手里的法医报告哗啦掉在地上：“不可能！当年的调查组明明说……”
“说车床完好，是人为操作不当，对吗？”赵桐权调出另一份文件，是当年调查组的报销记录，“他们在结案前三天，收了厂里三箱茅台和两条金项链。”
雨势渐缓时，赵桐权看向周铁山。老人正望着那台车床，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泪，砸在囚服上洇出深色的圆点。“那天……那天老王的安全帽没扣紧，我喊他低头，他没听见……”
“我爸总说，周叔是好人。”后排突然传来个苍老的声音，王强回头，看见拄着拐杖的张婶被人扶进来，她是当年的仓库管理员，“出事前一天，你爸还跟我说，老周帮他修好了漏雨的屋顶，让我多蒸两个馒头给他送去。”
张婶从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是两个干硬的馒头，边缘都发霉了：“这是那天我给老周留的，他没来得及吃……后来在车床底下找到的，上面沾着的血，是他试图拉你爸时蹭上的。”
油纸包上的血迹已经变成深褐色，和车床上的暗红色痕迹如出一辙。赵桐权示意法医上前取样，结果很快出来——血迹分属两人，其中一种与周铁山的dna完全匹配。
“周铁山，”赵桐权的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松动，“你当年为什么不辩解？”
老人低下头，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厂长说，认了过失，能少判几年；不认，就按故意杀人……我还有三个娃要养，实在耗不起。”
“那你儿子呢？”
“老三那年生重病，没钱治，没了。”周明接过话，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妈带着大哥二哥改嫁，临走前说，等爸出来就告诉他，娃们都好好的……可她去年走的时候，还攥着爸当年的工资条。”
法庭里的钟摆滴答作响，雨停了。赵桐权看着那台沉默的车床，突然想起重生前在档案室找到的一张照片：1987年的机床厂宿舍门口，周铁山抱着个襁褓，王建国站在旁边逗孩子笑，两人的工装口袋里都插着同款的蓝色钢笔。
“判决如下。”赵桐权拿起法槌时，指尖在槌柄上顿了顿，“撤销1987年对周铁山‘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判决，宣告无罪。”
法槌落下的瞬间，周铁山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浑浊的眼泪混着口水淌在下巴上，像个终于卸了重担的孩子。周明冲过去抱住父亲，囚服的布料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响，三十年没敢说的那句“爸，我没怪你”，终于在雨声停了的午后，轻轻落在了老人的耳边。
赵桐权合上卷宗时，发现最后一页粘着片干枯的槐树叶，叶脉清晰，像极了车床转动时的轨迹。他想起王建国的儿子在休庭时说的话：“其实我早觉得不对劲，我爸抽屉里总放着周叔送的烫伤膏，他说老周是个实在人。”
走出法庭时，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机床厂的旧车床，导轨上的油渍折射出细碎的光。赵桐权回头望了眼被告席，周铁山正被儿子搀扶着站起来，佝偻的背在逆光里拉出长长的影子，像当年他弯腰检查车床时的模样——只是这一次，没有高速旋转的齿轮，没有焊锡崩裂的脆响，只有迟到三十五年的，属于两个人的清白。
书记员抱着卷宗跟上来，小声问：“赵法官，这案子结了，当年的车间主任……”
“查。”赵桐权的声音斩钉截铁，“所有在安全生产事故里藏污纳垢的人，一个都不能漏。”
阳光落在他手背上，带着重生后特有的温度。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真相，那些被辜负的善良，终究会在一次次重审里，露出原本的模样——就像雨后的天空，再厚的云层，也挡不住光要透进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