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伯。”周雅眼眶一热，“您怎么在这里？”
“退休了没事干，就来博物馆当志愿者。”刘师傅放下抹布，指了指那台卧式车床，“这台床子，还是你父亲亲手调试的。当年厂里要评‘金牌机床’，所有人都觉得该给进口的那台德国设备，就你父亲不服，硬是带着我们调了三个通宵，把这台老床子的精度调到了 0.01 毫米以内，最后拿了第一。”
刘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递给周雅：“这是当年的‘金牌机床’勋章，本该给你父亲的，结果因为那事，一直压在我这儿。现在，该还给你了。”
红布里面，是一枚黄铜勋章，上面刻着机床的图案，背面刻着“1993 年 4 月”。勋章边缘已经氧化发黑，但依旧沉甸甸的。
“那天颁奖，你父亲没来。”刘师傅叹了口气，“王志强拿着勋章上台，说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们底下的人都憋着气——谁不知道，为了调那台床子，你父亲的手被铁屑烫了好几个泡，晚上就在车间打地铺。”
周雅把勋章紧紧握在手里，冰凉的金属贴着掌心，却让她觉得浑身滚烫。她走到车床前，将勋章挂在了车身上的“周春明”三个字旁边。阳光透过车间的高窗照进来，落在勋章上，反射出耀眼的光。
“爸，你看。”周雅轻声说，像是在对空气对话，“你的机床，你的勋章，都回来了。”
这时，博物馆的讲解员带着一群小学生走了进来，指着那台卧式车床说：“同学们，这台机床背后，有一个关于坚守与清白的故事。三十年前，有位叫周春明的工匠……”
周雅站在人群外，看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神，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坚持。他守护的从来不是那三捆铜线，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工匠的尊严，一份“做事先做人”的信念。
离开博物馆时，周雅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赵桐权。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递了过来：“这是王志强的忏悔信，刚从南方寄来的。他说，当年之所以陷害你父亲，是因为赌债缠身，又被你父亲发现了他偷卖铜线的事。他还说，这些年，他每天都能梦到你父亲在车间里看他的眼神。”
周雅打开信封，信纸很短，字迹潦草，却透着深深的悔恨。最后一句写着：“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敢奢求原谅，只希望周师傅的女儿能好好生活，别让仇恨困住自己。”
“我不会恨他。”周雅把信纸折好，放进包里，“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他教我的，从来都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如何记恨。”
她抬头看向天空，阳光正好，云朵像一样飘着。她想起父亲曾说，机床的精度，靠的不是眼睛，是心。只要心是正的，手就不会歪。
现在，她信了。
周雅转身走向公交站，手里紧紧攥着那枚勋章。她要去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要去给父亲的墓碑献上一束花，要去把那个“钟摆不会停”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或许，这就是父亲留给她最后的礼物——不是银镯子，不是奖状，而是一份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挺直腰杆、守住初心的勇气。
车间里的卧式车床还在那里，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光，仿佛在对每个路过的人说：别怕，公道或许会迟到，但那些认真生活、坚守本心的人，永远值得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