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群山披上了冬末春初最令人头疼的装束——不是纯净的厚雪，而是反复融化又冻结形成的冰壳，以及深及膝盖、吸饱了水分的湿雪。丹麦的“闪电”在这里彻底熄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天地、与无形敌人进行的，缓慢而折磨人的消耗战。“艾玛2”车组，连同整个连队，陷入了这片白色的牢笼。
推进变成了寸步难行的挣扎。威廉的驾驶技巧面临着终极考验。看似平坦的雪地之下，可能隐藏着被积雪覆盖的沟壑或松软的泥沼。履带不再能稳固地抓住地面，时常疯狂空转，甩起大片的雪泥，却无法推动沉重的车体前进分毫。每一次爬坡都像是一场赌博，车身在湿滑的斜坡上侧滑、摇摆，履带与冰面摩擦发出刺耳又令人心悸的尖叫，随时可能失控滑向路边的深渊。
“左边履带打滑！稳住！稳住！” 我紧抓着指挥塔边缘，对着内部通讯器大喊，感觉心脏都快跳出胸腔。
威廉的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与车外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双手紧握操纵杆，手臂肌肉虬结，以最小的幅度、最精细的操控，试图将“艾玛2”从滑坠的边缘拉回。他不再追求速度，而是追求“不动”的稳定，每一次成功的驻车，都像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克鲁格的作用也变得局限。茂密的云杉林和起伏的地形严重限制了射界，往往敌人近在咫尺，却因为角度问题无法射击。他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警惕的观察者，透过结满霜花的观测镜，努力分辨着雪地中任何不自然的凸起或移动——那可能是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狙击手，也可能是一个伪装巧妙的机枪阵地。
寒冷，是无孔不入的敌人。挪威四月的气温依旧徘徊在冰点上下，潮湿的海风裹挟着寒意，穿透了“艾玛2”单薄的钢板，渗入我们的骨髓。车内不再是一个相对温暖的庇护所，而成了一个冰冷的铁盒子。金属表面冰冷刺骨，徒手触碰甚至会粘掉一层皮。我们穿着能搞到的所有衣物——厚厚的羊毛内衣、作战服、棉袄，外面再套上军大衣，依旧冻得瑟瑟发抖。手指僵硬，操作仪器和武器时变得笨拙而迟缓。
车窗和观测镜上结满了厚厚的冰霜，严重影响视野。我们不得不频繁地用小刀或配发的除冰工具去刮擦，但刚清理干净，呼出的水汽很快又会凝结成新的冰层。威廉驾驶时，必须时不时将头探出舱外，用几乎冻僵的脸去感受寒风，才能获得相对清晰的视野，代价是脸颊和耳朵很快就被冻得通红、麻木，甚至有冻伤的风险。
生活更是艰苦卓绝。坦克无法提供任何取暖设施。我们携带的固体燃料块极其有限，只能用来偶尔加热一下冰冷的食物和融雪取水。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啃着像石头一样坚硬、需要用牙齿费力撕扯的黑面包，和冻得冰凉的罐头肉。水壶里的水很快就会结冰，需要贴身存放才能保持液态，但体温也有限。
夜晚是最难熬的。我们无法像在波兰那样寻找相对完好的建筑栖身，只能依托坦克，在雪地里挖掘简单的避风坑，或者挤在坦克底部，彼此依靠体温取暖。裹着冰冷的毛毯，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和远处不知是友是敌的零星枪声，身体在寒冷和疲惫中不住地颤抖，睡眠成了一种奢侈的折磨。克鲁格似乎比我和威廉更耐寒一些，他总是默默地蜷缩在角落，将脸埋在衣领里，但即便是他，嘴唇也冻得发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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