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却不愿说出口。
连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连长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证实了我们的 worst fears（最坏的担忧）。铁路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预计严重的弹药短缺至少还要持续一到两周。他命令各排、各车组，严格控制弹药消耗，加强驻地警戒，但严禁主动挑衅或进行任何可能引发交火的巡逻。
“我们现在是坐在火药桶上，先生们，”连长环视着我们这些车长和士官，声音沙哑，“而我们的弹药，只够点个捻子。都给我谨慎点！”
会议结束后，气氛更加压抑。我们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牢笼里，外面是潜在的敌人和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我们手里，只有几根可怜的烧火棍。
这种无力感，勾起了我更深沉的思绪。在波兰，在挪威，甚至在法国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虽然也面临危险，但至少武器是充足的，我们是主动的进攻者。而现在，我们成了被动的守卫者，而且是一个近乎赤手空拳的守卫者。这让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是前线士兵的搏杀，更是后勤、情报、民心这些无形战线的较量。我们引以为傲的装甲洪流，一旦失去了后方血管的滋养，就会像搁浅的鲸鱼一样，徒有庞大的身躯，却只能等待死亡。
法国人，这些我们眼中的“手下败将”，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宣战。他们没有在正面战场上挡住我们的钢铁洪流，却在我们身后，用炸药和铁锹，悄悄地勒紧我们的喉咙。这种无处不在的、阴魂不散的抵抗，比面对面的军团更让人疲惫和愤怒，也更能侵蚀占领者的信心。
一天傍晚，我和威廉在驻地边缘散步，看着夕阳将天边染成一片血色。
“想起来了吗，威廉？”我轻声说，“在波兰的时候，我们可从来没为弹药发过愁。”
威廉哼了一声，踢开脚边的一块石子：“那时候我们跑得太快，后勤差点没跟上，但也没像现在这样彻底断掉。这些法国人……他们看起来温顺，骨头里却硬得很。”
“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方式保卫家园。”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威廉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上尉，这话可别让其他人听到。”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危险且不合时宜的。但看着眼前这片美丽的、却被我们强行占领的土地，看着那些沉默而眼神冰冷的法国平民，我无法不思考我们在这里存在的真正代价。
几天后，一支伤痕累累的补给车队终于在装甲车的护卫下，颠簸着驶入了我们的驻地。它带来的补给品远低于我们的期望，但至少，那珍贵的50毫米炮弹，给我们补充了十五发，机枪子弹也增加了若干箱。
看着弗兰茨和埃里希如获至宝地将那些弹药小心翼翼地搬进“利贝尔”的弹架，我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这短暂的缓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危机。铁路线依然脆弱，抵抗活动依然猖獗。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饥饿”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利贝尔”重新装填了部分“口粮”，但它似乎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我们车组也是。经过这次补给危机，某种东西改变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身的强大充满毋庸置疑的信心。一种对后方、对不确定未来的深深疑虑，像铁锈一样，悄然附着在我们的钢铁堡垒和我们的心上。战争的面孔，除了血腥和荣耀，又多了一副名为“匮乏”和“不安”的狰狞模样。我们知道，在这被占领的土地上，真正的战斗，或许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