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八月下旬。法国，索姆河地区某临时驻地。
夏末的太阳依旧毒辣，炙烤着干燥的土地，也将我们驻扎的这片田野晒得龟裂。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柴油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败气息。我们的“利贝尔”静静地停放在树荫边缘，它的深灰色涂装在这些日子里似乎也蒙上了一层难以擦去的疲惫。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刻的它，少了几分杀气，多了一种近乎饥饿的沉寂。
危机并非来自前线敌人的反攻——法国战役结束后，西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然暂停——而是来自我们赖以生存的血管：后勤补给线。
“还是没消息吗，保罗？”我掀开无线电员舱盖，向里面问道。保罗·霍夫曼正戴着耳机，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电台面板。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无奈的沮丧：“没有，车长。后勤频道里全是请求和催促，但回复都是千篇一律——‘因铁路运输中断，补给延迟，请各单位节约使用现有物资’。该死的法国佬游击队！”
他的声音里带着愤懑，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临补给问题，在波兰和挪威的快速推进中也时有发生，但从未像这次这样持久和严重。根据零碎的消息和连部通报，活跃在占领区后方的法国抵抗组织，似乎发起了一场协调一致的破坏行动，他们大量炸毁铁路桥、撬翻铁轨、袭击运输车队，尤其是通往我们这些前线驻防部队的线路，受损最为严重。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饥饿”。
“利贝尔”的油箱虽然还不至于见底，但威廉已经接到严格命令，非必要不得启动引擎，更不用说进行训练机动了。我们平日里消耗的咖啡、香烟、甚至新鲜食物，都变成了限量配给的奢侈品。但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弹药。
我爬出炮塔，跳到地面上。履带旁边，放着我们仅剩的两个弹药箱。一箱是50毫米主炮的穿甲弹，只有可怜的五发。另一箱是mg34机枪的子弹链，也只剩下不足五百发。这点弹药，别说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就连一次像样的警戒巡逻都显得捉襟见肘。
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正坐在弹药箱旁，用一块沾了机油的白布，反复擦拭着那几枚黄澄澄的50毫米炮弹。他的动作缓慢而细致，仿佛在对待什么珍贵的艺术品，眼神里却满是忧愁。
“擦得再亮，也不能让它们变多啊，弗兰茨。”驾驶员威廉·鲍尔靠在不远处的树干上，嘴里叼着一根草茎，语气带着老兵特有的嘲弄，但眼神同样凝重。
“我知道，”弗兰茨头也不抬，闷声回答，“但总得找点事做。看着它们这么少，我心里发慌。”
这种“发慌”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车组，乃至整个连队蔓延。钢铁巨兽失去了獠牙，比绵羊强壮不了多少。我们这些依赖它生存的人，安全感也随之急剧下降。
年轻的炮手埃里希·沃尔夫显得有些烦躁。他刚刚熟悉并爱上了那门50毫米火炮的威力，正渴望着在实战中检验它的性能，却被这该死的补给危机死死按在原地。他时不时地爬上炮塔，透过瞄准镜望向远方空旷的原野，仿佛在期待着什么，又像是在害怕什么。
“车长，”他有一次忍不住问我，“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敌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就凭这五发炮弹？”
我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能告诉他，也是告诉自己：“节约每一发子弹，确保首发命中。然后，祈祷支援及时，或者，做好最坏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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