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迅速掉头，但就在此时，炮击开始了。
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我们身后的道路。苏军炮兵准确封锁了我们的退路，炮弹接连落在镇西出口，炸起冻土和碎冰。
“他们想困住我们！”
“威廉，走小路！从北面绕出去！”
坦克冲进一条狭窄的巷道，撞开几道篱笆，穿过后院，驶上一条冻硬的土路。这条路地图上没有标注，但威廉凭直觉选择了它——这是多年驾驶经验培养出的方向感。
炮击在我们身后延伸，但始终慢了一步。我们冲出小镇北郊，爬上一处缓坡，终于看到了集结中的苏军部队。
那是一片树林边缘的开阔地，至少三十辆坦克——大部分是t-34，还有几辆kv-1——正在整齐排列。周围是运兵车、炮兵牵引车和密密麻麻的步兵。更令人不安的是，所有车辆和士兵都穿着白色的冬季伪装服，与雪地几乎融为一体。
“他们……准备好了冬天作战。”弗兰茨喃喃道。
而我们，还穿着灰绿色的秋季制服，坦克是标准的暗灰色涂装，在雪地中如同靶子一样显眼。
“拍照，记录，然后撤退。”我命令。
埃里希用炮队镜上的相机拍摄了几张照片，保罗通过电台快速报告了敌情。然后我们开始后撤，小心翼翼地避开开阔地，利用地形掩护。
返回营地的路上，我们遇到了补给车队——三辆卡车，由一辆装甲车护卫。车队陷在泥泞中，士兵们正试图用木板垫在车轮下。
“有什么能给的？”我问带队的军士。
他苦笑：“燃料，有一点。弹药，不多。冬装……”他摇头，“只够军官的。”
我们分到了四十升柴油——不到油箱容量的四分之一，以及两箱机枪弹。没有食物，没有冬装。
回到防御阵地已是下午三点。天色开始变暗，俄罗斯冬季的白昼短暂得令人沮丧。气温明显下降，风速加大，风中夹带着细小的雪粒。
“莱茵女儿”停好后，我们立即开始例行维护：威廉检查发动机防冻液，埃里希清洁炮管内的冰渣，弗兰茨将弹药箱移到相对温暖的车体内避免冻结，保罗调试电台天线——寒冷影响信号传输。
我则参加营部简报。地图上，代表我军的蓝色箭头已经深深插入苏联腹地，但箭头的根部细得令人担忧。补给线像一条被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可能断裂。
“天气预报，”施密特上尉指着最新收到的电报，“未来一周将持续低温，可能有暴风雪。冬装运输车队在明斯克附近遭遇游击队袭击，损失了一半物资。”
帐篷里一片沉默。每个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穿着秋季制服迎接俄罗斯的冬天。
“好消息是，”上尉试图鼓舞士气，“最高统帅部保证，莫斯科指日可待。一旦攻占莫斯科，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
但帐篷里没有人表现出兴奋。我们太了解“保证”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波兰，他们保证战争几周内结束；在法国，他们保证英国会求和；在苏联，他们保证斯大林政权会在闪电战下崩溃。
所有的保证都落空了。
傍晚，我和威廉再次在坦克旁抽烟。雪开始下大，细密的雪花在黑暗中无声飘落。
“九十公里，”威廉望着东方，虽然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如果路况好，天气好，补给充足，两天就能到。”
“三个如果，”我说，“我们一个都没有。”
我们沉默地抽烟。远处，苏军阵地方向有零星炮火闪光，但更像是试探性射击，而非真正的进攻。
“他们在等什么？”威廉突然问。
“等我们耗尽。等冬天真正到来。等我们离开坦克，在雪地中徒步推进时。”我停顿了一下，“或者等我们冻僵在坦克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冬装。”
威廉掐灭烟头：“还记得在法国时，我们抱怨太热吗？”
我苦笑：“记得。那时我们希望有点凉爽的天气。”
“现在我们有凉爽的天气了。”他的语气中没有幽默，只有冰冷的讽刺。
那天夜里，我在几乎冻住的笔记本上艰难地写下：
“1941年11月4日，莫斯科以西九十公里。初冬降临，寒冷成为新的敌人。补给线延伸至断裂边缘，燃料、弹药、食物、冬装——一切都短缺。今天看到苏军已做好冬季作战准备，而我们还在夏季的思维和装备中挣扎。九十公里的距离，在和平时期微不足道，在战争中，在俄罗斯的冬天里，可能成为无法逾越的距离。车组成员开始出现冻伤迹象，机械在低温下故障频发。莫斯科的灯火仿佛就在地平线那边，但每靠近一步，代价都指数级增长。今夜气温将降至零下十度，而我们只有秋季制服和单薄的毛毯。战争不仅是与敌人的战斗，还是与自然、与距离、与自身极限的战斗。而目前，我们正在输掉后面所有这些战斗。”
写完最后一个字，墨水几乎冻结在笔尖。我合上笔记本，蜷缩在车长座位上，裹紧所有能找到的布料。
车外，风雪渐大。俄罗斯的冬天正式宣告它的到来，而我们，穿着单薄的制服，守着单薄的防线，等待着一个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春天，或是一场必将到来的寒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