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已经磨损得几乎看不清，但还能辨认出是一个年轻女子和两个孩子的笑脸。“我的妻子和女儿，”他说，手指轻轻触摸照片表面，“小女儿出生时我还在法国，只见过照片。现在她一岁半了，应该会走路，会叫爸爸了——如果她还记得我的话。”
我们传看着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笑着，眼神中有希望。孩子们天真无邪。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曾经属于但可能再也回不去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埃里希突然问，声音里有种我从未听过的绝望，“真的只是为了‘生存空间’吗？为了德国人的未来？但如果我们都死在这里，德国还有未来吗？”
这是危险的问题。在军中，质疑战争目的是绝对禁止的。但在这里，在莫斯科郊外的雪中，在经历了昨天的一切后，禁忌失去了意义。
“我不知道，”威廉诚实地说，“起初我相信。在波兰，在法国，我看到我们迅速胜利，我以为这是德国复兴的证明。但现在……”他摊开双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包含了所有未言之意。
我想起军官学校的教官说过的话：“士兵不需要理解战争的深层原因，只需要执行命令。”但当你每天看着人们死去，当你自己离死亡如此之近，当你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到明天时，执行命令就远远不够了。你需要一个理由，一个比“命令”更重大的理由，来证明这一切牺牲的合理性。
“也许根本就没有意义，”弗兰茨低声说，“也许战争就像雪崩，一旦开始，就只是重力作用，直到能量耗尽。我们只是被卷进去的尘埃。”
这个比喻太贴切，也太令人绝望。如果战争只是自然现象，没有意义，没有目的，那么死在这里的人就只是统计数字，我们的恐惧和痛苦就只是无意义的神经反应。
远处传来苏军广播的声音，时断时续。又是红场阅兵的录音，斯大林的声音在风雪中扭曲变形：“……伟大的卫国战争……保卫祖国……法西斯侵略者注定失败……”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埃里希说，“保卫家园。这至少是一个理由。”
“我们也在为祖国而战。”弗兰茨反驳，但声音缺乏力量。
“是吗？”埃里希转头看他，“德国离这里一千五百公里。我们的祖国需要莫斯科郊外的这片冻土吗？”
没有人回答。雪下得更大了，风也开始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形成短暂的白色漩涡。
“我害怕，”埃里希承认，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死得没有意义。害怕多年后，有人问‘那些死在俄罗斯的德国士兵是为了什么’，而答案只是‘一场失败的侵略’。”
威廉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简单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也许意义不在于战争的目的，”我最终开口，选择着词语，“而在于我们如何战斗。不在于为什么而死，而在于如何活，直到那一刻。”
他们都看着我。
“昨天，那辆三号坦克被击中时，”我继续说，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车长是克劳斯，你们记得吗？他可以选择先逃跑，但他留下来用机枪掩护其他人。他本可以活下来。”
我记得克劳斯的眼睛，在火焰的映照下，出奇地平静。他对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射击，直到第二发炮弹结束一切。
“也许那就是意义，”我说，“在无意义的混乱中，保持人性。在毁灭中，选择拯救。在地狱中，依然是人。”
这个想法薄弱得像蜘蛛丝，但在此刻的绝望中，它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雪覆盖了我们，仿佛要将我们也变成风景的一部分。远处，炮声又响了几次，然后停止。一天结束了，或者还没真正开始——在冬天的俄罗斯前线，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模糊不清。
最终，我们爬回坦克。里面只比外面稍微暖和一点，但至少能遮挡风雪。我们将分享最后的热量，等待下一个命令，下一次战斗，或者，只是等待。
那天晚上，我在冻僵的手指勉强还能握笔时，写下：
“1941年11月11日，莫斯科郊外雪中。今天没有战斗，只有雪和沉默。我们谈论了死亡、意义和家。没有结论，只有问题。埃里希的恐惧，弗兰茨的思念，威廉的务实，我的疑惑——我们代表了战争中的四种状态。克劳斯的死让我明白：也许战争的终极恐怖不是死亡，而是意义的丧失。当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何而死时，死亡就成了纯粹的虚无。我们在寻找抵抗这种虚无的东西，无论是家庭的记忆，战友的情谊，还是仅仅坚持到明天的意志。莫斯科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而是变成了某种象征——不是胜利的象征，而是我们所有牺牲和困惑的焦点。今夜气温零下二十八度，我们五人挤在坦克里，靠彼此的体温生存。也许这就是全部的意义：在无意义的战争中，保持人性；在绝对的寒冷中，分享温暖；在确定的死亡面前，选择再活一天。”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贴胸放着，希望能用体温防止墨水冻结。然后我闭上眼睛，不是睡觉，只是休息，在战斗的间歇，在雪的覆盖下，在沉默的重量中，等待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