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9日，就在我们新车组进行初步磨合训练的第二天，一道紧急调遣命令打破了基地相对规律的节奏。命令直接下达到连部，要求我们连，包括我们这支刚刚完成换装、人员尚在磨合的“利贝尔”车组，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24小时内搭乘铁路平板车，向法国前线开拔。
消息传来，训练场上响起一片压抑的骚动。虽然法国战役大局已定，但“前线”这个词依然带着沉重的分量。尤其对于我们车组的新成员——贝克尔和霍夫曼而言，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更是让他们脸上瞬间褪去了血色，昨日的训练疲惫被一种对未知战场的、更深的惶恐所取代。埃里希则显得异常兴奋，夹杂着紧张，似乎终于等到了“长见识”的机会。
连长的训话简短而直接：“先生们，巴黎已经在我们手中，但法国人还没有在投降书上签字。我们此行，是去展示力量，是去确保胜利的果实顺利落下！这不是一次突击任务，而是一次武装行军，一次对你们这些‘新兵’（他的目光扫过贝克尔和霍里希）的实战洗礼！别给德意志装甲兵丢脸！”
返回营房收拾行装的路上，埃里希忍不住低声问我：“车长，我们……我们真的要去巴黎了？就这么……开进去？”
我点了点头，心情复杂。巴黎，这座传说中的光之城，艺术与浪漫之都，如今却要以其最屈辱的方式迎接我们这些征服者。我的父亲，在二十多年前，也曾以士兵的身份踏上法兰西的土地，那时是泥泞的堑壕、毒气和无尽的消耗战，最终带回来的是失败和屈辱的记忆。而如今，我却要驾驶着更强大的坦克，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那座他未能征服的城市。历史的轮回，带着一种冷酷的讽刺。
“是的，埃里希，”我回答，语气平淡，“只不过，我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
当我们再次来到“利贝尔”身边，准备进行出发前最后的检查和准备时，我发现威廉已经在那里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议论纷纷，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或兴奋。他正拿着工具，一如既往地、极其专注地进行着出车前的检查。他的动作沉稳，有条不紊，仿佛即将进行的不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远征，而是一次普通的日常维护。
“威廉，”我走到他身边，看着他用听音棒贴近引擎舱盖仔细倾听，“这么突然，你觉得‘利贝尔’准备好了吗？我们才刚熟悉它一天。”
威廉放下听音棒，直起身，用他那双湛蓝色的、如同北海般平静的眼睛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疑虑，只有一种基于对机械深刻理解而产生的、近乎绝对的自信。
“它准备好了，”威廉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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