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耗品”三个字，他说得轻描淡写，却让车舱里的温度似乎又降了几度。约阿希姆不自觉地抱起了胳膊。保罗把调令仔细折好，塞回文件袋，动作一丝不苟，仿佛那是份需要存档一百年的重要文献。
混乱。这个词在我脑子里盘旋。调令本身，就是混乱的最佳注脚。没有解释，没有缓冲，只有冰冷的命令和紧迫的时间。五天？移交防务？在这片被暴风雪、游击队的冷枪、神出鬼没的t-34和无穷无尽的烂泥（如今是冻土）统治的地带，所谓的“防务”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概念。我们走了，谁来接替这个观察哨位，这个小小的、用履带和雪堆压出来的支撑点？隔壁排的那辆三号？它自己的发动机都时好时坏。还是从那个被打残了的连队抽调人手？他们自己都凑不齐一个完整的车组。
更混乱的是，这调令背后透露的信息。为什么是现在？1941年12月，莫斯科城下攻势陷入僵局，甚至开始出现不祥的后撤迹象。各条战线都在喊饿，喊冷，喊要人，要装备。这种情况下，还要千里迢迢，经铁路，转海运，把一支装甲部队调往一个次要战区？除非……除非东线高层，或者更高层，对短期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开始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北非的局势比我们听到的广播宣传要糟糕得多，隆美尔真的急需每一个能开动坦克的老兵？又或者，这仅仅是一场庞大、笨拙的军事机器内部，一次毫无道理的齿轮错位？
无论是哪种，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局势失控了。不是我们连队，我们师，甚至我们集团军的失控，而是某种更大、更根本的东西，正在发出不祥的嘎吱声。东线这个巨大的泥潭（现在是冰潭），不仅吞噬着士兵和装备，也开始吞噬着计划、理性和那曾被视为必然的胜利前景。
“收拾东西吧。”我掐灭了烟蒂，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一道普通的命令。“个人物品检查好。武器、工具、备用零件清点登记。埃里希，把瞄准镜和观瞄设备的状态详细记录下来。约阿希姆，弹药基数再核对一遍，特别是高爆弹和穿甲弹的比例。保罗，所有日志、文件、地图整理好。威廉……”我看着我的老战友，我的驾驶员，一起从波兰、挪威走到这里的兄弟。“‘莱茵女儿’交给你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做一次彻底检查。我们要坐着它，去另一个世界打仗了。”
威廉点点头，没再多说一个字，只是俯身，打开了脚下一块检修盖板，手电光柱探入黑暗的传动机构深处。他的背影，在狭窄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扎实，也格外沉重。
我们开始默默行动。车舱里响起各种细碎的声响：工具碰撞，纸张翻动，物品打包的窸窣声。没有人交谈。调令带来的短暂震动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近乎麻木的接受。东线的严寒早已教会我们，对任何超出理解范围的事情，最快的适应方式就是停止思考，只管执行。
我爬出指挥塔，站在炮塔后方。暴风雪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天地间一片混沌的灰白。能见度不到五十米。我们这辆涂着冬季白漆的“莱茵女儿”，像一头冻僵的钢铁巨兽，沉默地蹲伏在雪窝里。它身上的累累刮痕，履带间隙冻硬的泥雪，炮管上那层总也擦不净的薄霜，都是东线留给它的印记。
很快，这些冰雪的印记，将被数千公里外的炙热风沙覆盖、打磨。俄罗斯冻原上刺骨的寒气，将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和撒哈拉夜晚骤降的低温中，慢慢从我们的骨髓里被驱赶出去，或者，与新的痛苦融为一体。
我拉起衣领，挡住扑面而来的雪粒。总部的那帮大人物，坐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在地图上画着线条，决定着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的“消耗品”的归宿。从零下三十多度的地狱，到零上四十度的炼狱。温差七十度。
是啊，就像他们的态度一样变幻莫测，一样令人心寒齿冷。
远处，风雪弥漫的地平线上，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那里是东方，是莫斯科的方向，是我们原本以为会一直打到战争结束的地方。
现在，我们要调头向西了。带着满身俄罗斯的冰雪，去迎接非洲太阳的炙烤。
这该死的战争。这该死的温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