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想象到了非洲会有多热。”我低声说，更像是对自己喃喃。汗水流进眼角，带来一阵刺痛。“但愿……”我顿了顿，想起东线那些伪装巧妙、突然开火的45毫米、76.2毫米反坦克炮，想起被击中后瞬间化作炼狱的坦克。“但愿英军，”我斟酌着词句，“没有苏军那么强大，那么……坚韧。至少，他们的反坦克炮，但愿没有那么恐怖。”
这想法有些一厢情愿，甚至近乎怯懦。但此刻，在这闷热颠簸的船舱里，面对完全未知的战场和环境，我无法遏制这种念头的滋生。东线的战争是泥泞、冰雪、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平原，是建立在巨大数量消耗和极端残酷之上的搏杀。北非呢？我们从简报和有限的传言里知道，那是机动战，是辽阔沙漠中的长途奔袭和侧翼包抄，对后勤和机械可靠性要求极高。或许，那里更需要技巧和速度，而非东线那种绞肉机般的正面碾压？或许，英国人的坦克和战术，会有所不同？至少，希望他们的反坦克火力，不会像俄国人那样，有时近乎疯狂地隐蔽和接近射击。
威廉在吊床上翻了个身，吊床绳索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英国佬的坦克不怎么样，”他闭着眼睛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自己。“我听说。但他们的炮兵观测和海军火力……”他啧了一声，“还有这该死的沙漠。坦克引擎吸进沙子，比吸进雪麻烦多了。”
他说到了另一个层面的压力。机械压力。“莱茵女儿”是为欧洲战场设计的，虽然进行了一些适应性改装，比如加装沙尘滤清器，但它那精密复杂的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悬挂，能否承受持续的高温和沙尘的磨蚀？东线的严寒让机油凝固，北非的酷热则可能让它们变得过稀，润滑失效。在俄罗斯，我们担心履带冻在泥地里；在这里，我们要担心沙地陷车，担心散热器被沙堵死。
每一天，我们都被允许在特定时间，在船员的监督下，登上甲板，为我们被帆布包裹的坦克进行一些基本检查和维护。这短暂的时间成了酷刑中的放风。甲板毫无遮挡，阳光直射，钢板烫得几乎无法徒手触碰。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快速检查固定链条是否牢靠，帆布有无破损，舱盖密封是否良好。每次检查完毕，所有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军服湿透，头盔下的头发滴着汗，裸露的皮肤被晒得发红发烫。
夜晚稍微凉爽一些，但舱室内的闷热积聚不散，依然难以入睡。我们躺着，身下的吊床随着海浪轻轻摇晃，听着船体金属因温度变化发出的轻微“咔嗒”声，以及远处轮机隐隐的轰鸣。汗水浸湿了单薄的床单。
航程仿佛没有尽头。时间在酷热、汗水、对机械的担忧和对未知敌人的隐约恐惧中粘稠地流逝。我们从碧蓝的第勒尼安海，驶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更加开阔、据说也更多风险的地中海中部。意大利船员的神情日渐紧张，巡逻的了望哨增加了一倍。我们接到了明确的指令：随时做好应对空袭或潜艇攻击的准备，弃船演练又重复了几次。
每当警报声凄厉地划破闷热的空气（有时只是演习），我们便冲向指定的救生艇位置，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擂动。站在晃动的甲板上，看着深不见底的、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光芒的蓝色海水，那种感觉与在陆地上面对炮火截然不同。一种更深的、对自然力和钢铁棺材的无力感攫住喉咙。
我开始怀念东线的寒冷。那种冷是尖锐的、明确的，你可以通过添加衣物、活动身体来对抗。而这里的酷热，是弥漫的、渗透的、无所遁形的。它软化你的意志，熬干你的体力，让你从内到外感到一种粘腻的疲惫。
“欧罗巴号”继续向着南方，向着那片燃烧的大陆，缓缓驶去。我们，则在这移动的钢铁熔炉里，被慢慢烘烤、脱水，准备投入另一场形式不同、但本质或许并无二致的战争熔炉。
海上的酷热已是如此。非洲的沙漠，你又会给我们准备怎样的“欢迎仪式”？而英国人，你们真的会比俄国人“好对付”一些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船舱外，那无边无际的、灼热晃眼的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