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号”最终没有在碧蓝的地中海上变成燃烧的棺材或断裂的残骸。它喘着粗气，喷吐着黑烟，笨拙地挪进了的黎波里港。港口笼罩在一片迷蒙的土黄色尘雾中，空气里弥漫着干燥的灰尘、劣质燃料和某种陌生香料混合的气味。热度，不再是海上那种潮湿的闷热，而是一种纯粹的、暴烈的、从头顶倾泻而下，同时从脚下反射上来的干烤。阳光失去了在地中海上的那种炫目蔚蓝作为背景衬托，变得无比直白和锋利，照在皮肤上像细小的针尖在扎。
我们从船上卸下“莱茵女儿”。帆布揭开，熟悉的钢铁身躯暴露在这陌生的天穹下，白色冬季涂装在黄沙背景中突兀得可笑。检查车辆时，威廉就蹲在履带旁，用手抓起一把港区地面粗粝的沙土，任由它们从指缝间流下。“看这沙子，”他面无表情地说，“比雪麻烦。雪会化，这东西，”他拍了拍手，尘土飞扬，“会钻进每一个它不该去的地方。”
我们没有在的黎波里停留多久。简单的交接，领受了几份字迹模糊、比例尺可疑的沙漠地图和关于水源点的简略说明，补充了燃料和淡水——淡水被严格限量，装在专用的扁水壶里，摸上去已经温热——然后，我们就被编入一支混杂的补给纵队，沿着海岸公路向东，前往据说正在集结的前线地区。
起初，公路是坚实的砾石路，虽然颠簸，但“莱茵女儿”还能保持正常速度。视野里偶尔还能看到一些低矮的灌木，远方一抹病态的绿意。但很快，公路就像一条力竭的蛇，逐渐被两侧无边无际的、波浪般起伏的沙黄色吞噬。路面变成了压实的沙土，车轮和履带过后，扬起经久不散的尘埃。
真正的“初见”发生在我们第一次离开主路，尝试进行短距离越野侦察的时候。指挥官想让我们这些“东线来的老兵”（这个称呼此刻带着一丝揶揄）尽快适应沙漠机动。
面前是一座沙丘。不很高，坡度看上去也算平缓。在俄罗斯，这样的地形甚至不值得专门提及。“莱茵女儿，前进，保持速度。”我在耳机里下令。
威廉挂上档，发动机轰鸣起来。坦克开始爬坡。起初似乎一切正常，履带卷起干燥的沙粒。但很快，我感觉到车体的姿态变了。不是那种克服重力的攀登感，而是一种……陷入感。车速明显下降，发动机的嘶吼变得沉闷，好像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向后拖拽我们。履带不再是坚实抓地，而是在沙层上打滑、空转，刨出两个越来越深的坑。车身开始侧滑，向坡下歪斜。
“不行！履带吃不住力！沙太软了！”威廉的声音从耳机传来，带着一丝罕见的紧绷。他尝试换挡，调整油门，但坦克只是徒劳地颤抖着，越陷越深，细沙像流水一样从履带侧面泻下。
“停车！倒车！慢慢来！”我急忙下令。倒车更困难，履带几乎完全被松软的沙困住。我们折腾了好几分钟，才勉强从那个看似无害的斜坡上退下来，留下身后一片狼藉的沙坑和履带印。
我打开舱盖，热浪瞬间涌进。跳下车，靴子陷进沙里直到脚踝。沙地表面被太阳烤得滚烫，隔着靴底都能感到那灼人的温度。我走到坦克边，看着那深深下陷的履带和周围被刨开的沙。沙粒极细，毫无粘性，根本无法提供坚实的支撑。威廉也爬了出来，用脚踢了踢履带卷上来的沙，骂了一句：“这鬼地方！比烂泥还讨厌！至少烂泥干了还能硬点！”
这只是开始。烈日是另一个暴君。它高悬在毫无云层遮挡的天空，光芒不是照耀，而是鞭挞。坦克的钢铁外壳迅速吸收热量，车舱内部很快变得无法忍受。触摸任何金属表面都可能烫伤皮肤。我们不得不尽量减少关闭舱盖行驶的时间，但敞开舱盖，意味着直接暴露在烈日和随之而来的热风下。热风不像海风带点湿气，它是完全干燥的，裹挟着细沙，吹在脸上像用砂纸打磨。汗水刚渗出毛孔，立刻就被蒸发，只在皮肤上留下一层粘腻的盐渍和怎么也拍不掉的沙尘。
最可怕的是沙尘。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当坦克行驶时，履带扬起的沙尘如同黄色的幕布，将后方的视线完全遮蔽。即便在相对平静时，只要有微风，沙粒就会悄无声息地钻进舱盖缝隙，落在仪表盘上，混进润滑油脂里，附着在光学镜片上。埃里希不得不每隔一小时就检查一次主炮瞄准镜和观察镜，用特制的毛刷和吹气球小心清理。他的抱怨多了起来：“车长，镜片上总有沙，擦不干净！影响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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