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本身虽然速度慢，转向笨拙，但其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除了车体主炮，炮塔上还有一门同轴机枪和一挺车顶机枪）使其成为一个极难啃动的硬核。我们的穿甲弹打在它的侧面装甲上，虽然比正面效果好一些，但除非击中履带、负重轮或观瞄设备等薄弱点，否则也难以造成决定性伤害。而它的57毫米主炮和机枪，却对我们构成持续威胁。
战斗变成了一场不对等的消耗。我们依靠相对较高的机动性（尽管发动机在持续高负荷下温度再次攀升）和射速，不断射击、移动、寻找机会，炮弹一枚枚消耗，却难以取得实质性战果。对方则稳如磐石，缓慢但坚定地推进或固守，用厚重的装甲承受我们的攻击，并用精准的火力还以颜色。
有一次，埃里希抓住机会，一发穿甲弹成功打断了领头丘吉尔的一侧履带。那辆巨兽顿时像被打断腿的猛犸，在原地徒劳地转动着另一侧履带，失去了机动能力。但它并未丧失战斗力，炮塔依然在转动，主炮和机枪继续喷吐火舌，成为一个固定但极其坚固的火力点。
“这样打下去不行！”威廉在又一次惊险地避开炮弹后吼道，“我们的炮弹快打光了！而且根本打不穿那龟壳！”
他说得对。战术必须改变。硬碰硬是死路一条。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快速观察战场环境。除了平坦的盐碱地，远处有一些被风化侵蚀形成的低矮土包和沟壑，更远处，是我们来时经过的一片相对松软的沙地……
“全体注意！”我对着车内通话器喊道，同时通过无线电尝试联系附近的友军车组，“停止对丘吉尔车体正面和侧面的直接攻击！优先攻击其履带、负重轮和观瞄设备，瘫痪其机动和观察！威廉，向东南方向那片沙地机动，把它们引过去！它们重量大，在软沙地上更容易陷住！”
“明白！”车组成员立刻响应。
埃里希改变了射击策略，不再追求击穿装甲，而是用高爆弹和穿甲弹交替射击，专门瞄准丘吉尔的行走机构和炮塔上的潜望镜、机枪座。虽然不能立刻摧毁，但这种骚扰和破坏逐渐开始见效。一辆丘吉尔的炮塔旋转明显变慢，可能是观瞄设备受损或传动机构被破片干扰。
同时，威廉开始有意识地将战斗向东南方的沙地边缘引导。我们的“莱茵女儿”在硬地和软沙交界处灵活地穿梭，时而冲上硬地开火，时而又退入沙地，诱使丘吉尔跟随。
丘吉尔的车组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它们开始变得谨慎，不愿深入沙地，行动更加迟缓。这给了我们更多的周旋空间。
就在我们与这几辆钢铁巨兽艰难周旋时，连队其他车组和赶来的反坦克炮单位（几门宝贵的88毫米高射炮被临时拖来平射）终于加入了战斗。88毫米炮的怒吼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即便丘吉尔装甲厚重，在88毫米穿甲弹的近距离直射下也开始出现被击穿的战例。
最终，在损失了一辆四号坦克（被丘吉尔主炮近距离击穿）和数人伤亡后，我们依靠协同战术、地形利用和88炮的致命一击，迫使这支英军装甲分队（包括两辆被瘫痪的丘吉尔）撤退。战场上留下了一辆彻底被摧毁的丘吉尔（被88炮从侧面击穿，弹药殉爆）和那辆断履带的丘吉尔残骸，像两座沉默的、冒着青烟的钢铁纪念碑。
胜利的代价高昂，且毫无喜悦。我们车组的“莱茵女儿”在高速机动和频繁射击中，发动机过热警报再次凄厉响起，炮塔的卡滞在连续转动后似乎更加严重，而弹药储备……已经见底。
我站在坦克旁，望着那辆被摧毁的丘吉尔残骸。它的装甲上布满了我们75毫米炮留下的白色凹坑和划痕，如同麻子，但最终击穿它的，是更大口径的武器。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十字军、斯图亚特的快速骚扰我们尚且可以应付，玛蒂尔达的厚重我们也能找到侧面弱点，但这种丘吉尔……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更令人窒息的威胁：纯粹的、令人绝望的装甲厚度。
我们的战术需要彻底创新。不能再依赖坦克炮的直射穿透力作为唯一手段。必须更巧妙地利用地形、速度、协同，甚至包括步兵配合和工兵手段（如地雷、爆破）来对付这种移动堡垒。沙漠的环境或许能成为我们的盟友——如果我们足够聪明的话。
但创新需要时间，需要训练，更需要资源。而我们，连让现有装备正常运转的补给都难以保障。
威廉走过来，递给我半根挤扁的烟。我们默默点燃，看着烟雾在寒冷的沙漠夜风中迅速消散。他看了一眼我们的“莱茵女儿”，又看了看远处那丘吉尔的残骸。
“我们的‘长矛’，好像有点不够长了。”他声音沙哑地说。
我没有回答。铁壁已现，而我们的矛尖，正在磨损。下一次，当更多的“丘吉尔”隆隆驶来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去撼动那厚重的绝望？这个问题，像沙漠夜晚的寒气一样，渗入骨髓，久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