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抵达时，1942年7月的撒哈拉热风正舔舐着“莱茵女儿”滚烫的装甲。它并非来自连部那台同样饱受沙尘折磨的电台，而是一份纸质文件，由一架风尘仆仆的fi 156“鹳”式联络机冒险降落在我们营地附近干涸的盐沼上送来。文件的内容简洁、冰冷，带着最高统帅部印章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分量：鉴于东线（南方集团军群方向）作战需要，及该车组所具备的丰富多环境作战经验，立即终止北非战区服役，于最短时间内经意大利转运至东线，向第6集团军报到，参与即将到来的“蓝色行动”关键阶段——指向一个在地图上被粗重箭头标注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没有解释，没有征求意见，甚至没有提及我们刚刚开始“适应”的沙漠战场。我们就像棋盘上的几枚棋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北非这片焦灼的格子，拎起，悬空，然后“啪”一声，落在了东欧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血腥的棋盘上。
离开的过程仓促得近乎狼狈。与“莱茵女儿”的告别带着一种奇异的解脱与沉重交织的复杂情绪。解脱，是因为终于可以离开这片榨干了我们汗水、希望和战友生命的金色地狱；沉重，是因为这辆坦克，这位经历了东线严寒和沙漠酷暑冰火两重天的“老姑娘”，已经无法承受再一次跨越大洲的长途转运和截然不同的战场环境。她的发动机需要大修，传动系统隐患重重，炮塔的顽疾在北非的沙尘中已病入膏肓。更重要的是，她的设计和改装是针对沙漠的，宽大的沙漠履带板、强化的沙尘滤清器、热带涂装……这些在俄罗斯的森林、草原和即将到来的城市废墟中，将成为累赘。
“她属于这里了，”威廉最后拍了拍“莱茵女儿”布满弹痕和沙尘的侧甲，声音很轻，像是告别一位再也无力远行的老友，“留下吧，或许还能给新来的人挡挡子弹，或者……被英国人缴获，当成战利品。”
我们将个人物品——少得可怜——从坦克里取出。埃里希小心地包好了他的炮队镜维护工具，约阿希姆拿走了那本写满笨拙符号的无线电代码本和保罗留下的那副断线耳机。我最后看了一眼驾驶舱里威廉常坐的位置，炮手位上埃里希的潜望镜，装填手位旁空荡荡的电台，还有车长指挥塔内壁上那些我们自己刻下的、代表击毁战果的细小划痕（其中一些已经模糊）。然后，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向那架等待的“鹳”式飞机，将“莱茵女儿”和她所代表的整整一年半的沙漠记忆，连同那炙热、干渴、无休止的骚扰和深藏的恐惧，一并留在了那片蒸腾的热浪之后。
转运的过程像一场浑浑噩噩的迁徙。从北非飞往西西里，再乘船到希腊，接着是漫长而拥挤的铁路运输，穿越巴尔干，进入乌克兰。风景在窗外流动、变化：地中海的蔚蓝被亚得里亚海的墨绿取代，然后是希腊崎岖的山地和橄榄树林，接着是东欧一望无际、在七月阳光下翻滚着金色波浪的麦田和向日葵地。绿色，如此丰沛、如此刺眼的绿色，取代了记忆里那片单调而暴烈的黄。空气变得湿润，甚至有些粘稠，带着泥土、植物和炊烟的气息，与沙漠那干燥灼热的、夹杂着沙粒的呼吸截然不同。
生理上的不适首先袭来。习惯了沙漠极端干燥的我们，对东欧夏季的潮湿闷热感到难以忍受，军服总是粘在身上。习惯了空旷视野的眼睛，忽然被茂密的森林、起伏的丘陵和连绵的村庄所填充，反而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拥挤和不安感。肠胃则对终于能吃到相对新鲜（尽管依然粗劣）的黑面包、土豆汤甚至偶尔的腌肉感到不适，威廉抱怨说这比沙漠的硬饼干和罐头还让人拉肚子。
但更深层的变化是心理上的。离开北非时那股短暂的、逃离炼狱般的轻松感，在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中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沉重的、不祥的预感。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们一样被从各个战线抽调来、补充到南方集团军群的士兵。从他们疲惫而麻木的脸上，从他们零星的交谈和更频繁的沉默中，我们拼凑出了一幅与去年此时截然不同的东线图景。
“巴巴罗萨”势如破竹的狂飙突进早已是旧梦。莫斯科城下的惨败被小心翼翼地用“冬季撤退”来掩饰，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如今，1942年的夏季攻势——“蓝色行动”——将重心转向南方，目标是高加索的油田和那个以苏联领袖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宣传机器依旧在轰鸣，承诺着决定性的胜利，但士兵们的眼中，尤其是那些经历过1941年寒冬的老兵眼中，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对即将到来战斗的、不加掩饰的恐惧。
“听说俄国人这回学乖了，不再傻乎乎地冲锋，会躲，会藏，会打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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