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将战争的所有维度——钢铁、火焰、水泥、血肉、咫尺与深渊——粗暴地压缩、搅拌、然后灌入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每一寸废墟的终极形态。在夺取了外围那些作为“预习”的小镇后，我们终于被投入了这座庞然巨兽真正的腹腔——城北的工厂区。这里，高耸却残破的厂房烟囱如同被折断的巨人肋骨，指向永远阴霾的天空；巨大车间的钢铁骨架从炸塌的混凝土外壳中狰狞地刺出；废弃的机器、扭曲的管道、堆积如山的工业废料和建筑残骸，构成了比任何自然地形都更复杂、更致命的迷宫。
“莱茵女儿”此刻正紧贴着一座半毁的、标有模糊西里尔字母的仓库外墙，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被炮火拓宽了些许的“道路”前行。说是道路，其实不过是两排废墟之间相对平坦些的瓦砾带，勉强容得下坦克车身通过，履带下是碎石、玻璃渣、金属碎片和某些无法细辨的、已经冻结的污秽混合物。
寒冷依旧刺骨，但工厂区特有的、混合了机油、化学品燃烧、木材闷燃和尸体腐败的复杂气味，比单纯的硝烟更令人作呕。能见度很差，并非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无处不在的烟尘和从无数废墟缝隙中飘出的、辛辣的烟雾。光线被高大的残骸切割得支离破碎，投下长长的、扭曲变形的阴影。
在这里，移动本身就成了最危险的赌博。威廉的驾驶不再是技术，而是一门在雷区中跳舞的死亡艺术。他必须根据我的指令和前方步兵（如果他们还在附近且活着）的手势，在瓦砾堆、弹坑、倒塌的横梁和可能埋有地雷的松软堆积物之间，选择一条可能存在的路径。每一次转向，履带都可能碾到隐蔽的爆炸物，或者陷进被瓦砾虚掩的地下室豁口。车身每一声不寻常的摩擦或撞击，都让所有人的心脏提到嗓子眼。
“左转，慢点……注意那堆扭曲的铁架子……右前方有弹坑，绕开……”我压低声音，透过布满划痕和冰霜的观察缝，竭力分辨着前方的障碍。我的眼睛不仅要看路，还要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两侧每一扇破碎的窗户、每一个炸开的墙洞、每一道阴影的缝隙。狙击手、反坦克枪手、携带“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突击兵，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距离不再是几百米，而常常是几十米，甚至十几米。
埃里希的脸几乎焊在了炮队镜上，他的视野同样受限，而且要随时准备应对突然出现在极近距离的威胁——可能是一扇突然打开的二楼窗户里伸出的反坦克枪管，也可能是一个从下水道井盖下钻出来、抱着炸药包的工兵。主炮在这里显得笨拙而反应迟缓，更多时候，并列机枪和车长机枪成了主要的还击手段。但机枪射击会暴露位置，引来更猛烈的报复。
约阿希姆除了装填，还必须协助观察，尤其是炮塔旋转时无法顾及的后方和侧下方死角。迪特马尔则被困在电台的噪音和不断传来的、通常都是坏消息的通讯中：哪个排失去联系，哪辆坦克被击毁，哪片区域请求炮火支援但炮兵无法精确定位。
我们几乎无法得到有效的炮兵支援。在这样错综复杂、敌我交错的环境里，呼叫炮火覆盖无异于自杀，极易误伤友军。所谓的“炮火协调”，在这里简化成了绝望时的赌博，或者，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狙击手？他们无处不在，但又无迹可寻。你只知道子弹可能从任何方向射来，击穿观察缝，打死车长或驾驶员；或者打伤伴随的步兵，让他们倒在坦克旁边，你除了用车体挡住更多子弹，什么也做不了。
真正的协同，只剩下坦克与伴随步兵之间那脆弱而原始的纽带。但步兵在这里的生存率低得可怕。他们无法像在开阔地那样跟在坦克后面，因为狭窄的通道和随时可能从头顶、侧面甚至脚下发起的攻击，迫使坦克和步兵常常被分割。有时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几名步兵在清理一栋建筑入口时，被从楼上扔下的手榴弹炸倒；或者看到试图为坦克侦察前方路线的士兵，消失在某个瓦砾堆后，再也没有出来。坦克无法进入建筑，步兵也不敢长时间暴露在坦克无法完全掩护的开阔地（尽管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开阔地）。这种相互需要却又无法紧密依靠的状态，令人窒息。
在一次试图穿越一片相对开阔的厂区堆料场时，我们彻底体会到了这种孤立无援。堆料场原本堆放着大量金属锭和型材，如今被炸得一片狼藉，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金属碎块堆。视野稍好，但无处藏身。
“快速通过！不要停！”我下令。
“莱茵女儿”加速，引擎在瓦砾上吃力地咆哮。就在我们冲到堆料场中央时，右前方一座三层厂房的残破顶层，至少三个不同的窗口，同时闪起了枪口焰！不是机枪，是反坦克步枪特有的、沉闷而迅捷的“砰！砰！”声。
“铛！铛！铛！”
几乎连成一串的撞击声在坦克右侧爆响！至少有两发击中了车体，一发打在了炮塔侧面。剧烈的震动中，我听到威廉一声闷哼。
“威廉！”
“我没事！右前装甲……好像裂了！”他的声音带着痛楚和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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