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退到那边的废料堆后面！”我嘶吼着，同时用车长机枪向那个楼层疯狂扫射，子弹打在砖石和扭曲的窗框上，火星四溅，但根本无法压制多个分散的火力点。
坦克狼狈地倒车，试图躲到一堆较高的扭曲钢梁后面。就在我们即将获得遮蔽时，左后侧，一堆不起眼的碎砖后，突然跃起两个苏军士兵！其中一人肩上赫然扛着反坦克火箭筒（很可能是缴获的“坦克杀手”或苏制类似武器）！
“左后！火箭筒！”约阿希姆的惊叫与埃里希转动炮塔的努力几乎同时发生，但太慢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密集的冲锋枪扫射从我们侧后方响起！是原本被我们甩开了一段距离、此刻刚刚赶到堆料场边缘的几名德军步兵！子弹打在两个苏军士兵周围，迫使他们匆忙卧倒，火箭弹歪歪斜斜地射出，在距离坦克尾部几米远的地面上炸开，气浪掀飞了更多碎屑。
坦克终于退到钢梁堆后，获得了喘息。步兵们迅速占据掩护位置，与厂房里的苏军对射。我们暂时安全了，但右侧装甲上的裂纹和威廉手臂上被崩飞碎片划开的新伤口，提醒着我们刚才的凶险。
迪特马尔的声音在惊魂未定中响起，转达着附近另一辆坦克的讯息：他们也遭遇了类似埋伏，车长阵亡，驾驶员重伤。
我靠在冰冷的舱壁上，汗水浸透了内衣，在严寒中变得冰凉。耳朵里嗡嗡作响，嘴里是血腥和铁锈的味道。我看着舱内其他几人：威廉咬着牙包扎伤口，埃里希脸色惨白，约阿希姆紧握着机枪握把的手在微微颤抖，迪特马尔眼神空洞地望着电台。
就在那一刻，一个清晰无比、冰冷彻骨的念头，如同窗外工厂区的寒风，钻透钢铁，刺入我的脑海，凝结成一句低语：
“离开了坦克，我们什么都不是。”
是的，什么都不是。在这座斯大林格勒的钢铁水泥丛林中，我们这些来自北非沙漠、习惯了机动与空间的车组成员，一旦离开这三十多吨的钢铁外壳，就会立刻变成最脆弱的存在。狙击手的靶子，突击队的猎物，废墟间饿殍。坦克是我们的盔甲，也是我们的囚笼；是我们的力量之源，也是我们的死亡诱饵。我们依赖它前行、射击、生存，也被它束缚在原地、暴露行踪、吸引火力。
与炮兵协调？那是后方指挥部地图上的游戏。与狙击手对抗？我们连他们在哪儿都找不到。与步兵协同？那是一条在绝望中随时可能断裂的细线。
在这里，战争简化到了最原始的本质：躲藏，发现，杀死，或者被杀死。而“莱茵女儿”这个铁壳子，是我们在这片死亡迷宫中，唯一能够携带的、既保护我们又禁锢我们的移动牢房。我们是铁壳中的囚徒，驾驶着牢房，冲向更深、更暗、更血腥的囚笼深处。
拖拉机厂的巨大阴影，在前方的烟雾和废墟中若隐若现。那里，据说战斗已经变成了逐层、逐台机器的争夺。我们喘息着，包扎着伤口，检查着受损的装甲和所剩无几的弹药。然后，在无线电里传来新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后，威廉再次握紧了操纵杆，引擎发出疲惫而不甘的咆哮。
囚徒们，继续前进，驶向下一个未知的、必定充满杀机的交叉路口。离开了坦克，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句领悟，没有带来解脱，只带来了更深的、冰冷的、与钢铁融为一体直至毁灭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