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名单带来的冰冷阴影尚未从心头完全散去，新的进攻命令便如同驱赶羊群的鞭子，再次抽打下来。没有休整，没有哀悼的时间。仿佛那些灰色纸张上新增的名字，只是为了让幸存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要么向前，在敌人的阵地上撕开缺口；要么倒下，成为下一份名单上简洁的一行。
苏军确实不同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上级的情报简报，而是渗透在每一次接触、每一次交火中，如同斯大林格勒冬日空气中日益浓重的铁锈和死亡气息，无所不在，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们不再轻易放弃哪怕一片废墟、一条堑壕。曾经的战术——遭遇猛烈火力后暂避锋芒，伺机反击或转移——似乎被一种更加原始、也更加坚韧的法则所取代：死守。不惜代价地死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道如同钢铁枷锁般的命令——斯大林第227号，“一步不许退”。但早在那纸命令的具体内容传开之前，我们就已经用鲜血领教了它的威力。
我们驾驶着第三辆“莱茵女儿”，奉命支援步兵夺取一个被称为“6号锅炉房”的关键支撑点。那是一座半地下的、由厚重红砖和混凝土构筑的巨大建筑，在连绵的工厂废墟中像一个顽固的肿瘤，控制着周围几条重要通道。之前的几次进攻都撞得头破血流。
攻击在破晓时分发起，照例是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炮弹砸在锅炉房及其周围区域，炸起冲天的冻土、碎砖和雪雾。然而，当炮火延伸，我们跟随步兵发起冲锋时，迎接我们的不是预料中的短暂沉寂或零星抵抗，而是从每一个射击孔、每一个炸开的缺口、甚至从地面突然掀开的伪装盖板下，喷射出的更加炽烈、更加密集、仿佛永不枯竭的火力！
机枪子弹泼水般扫来，迫击炮弹落在冲锋队形中，反坦克枪那独特的闷响不断从暗处传来。苏军士兵像是从砖石混凝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仿佛炮火只是为他们扫清了表面的浮土，暴露出底下更深、更致命的獠牙。
步兵的推进立刻受阻，伤亡惨重。我们坦克不得不提前暴露，用主炮和机枪拼命压制那些喷吐火舌的洞口，为匍匐前进的步兵提供一丝可怜的掩护。然而，苏军的反坦克火力点隐蔽得极好，往往在我们开火暴露位置后，才会遭到精准的还击。
一次，埃里希刚刚用高爆弹轰塌了一个不断喷射机枪火焰的砖垒缺口，硝烟未散，左侧一个原本毫无动静的、被积雪半掩的管道通风口里，突然探出了一支反坦克步枪！
“左边！通风口！”约阿希姆的警告几乎与枪声同时响起。
子弹击中了“莱茵女儿”左前装甲的上缘，火星四溅，留下一个新鲜的凹坑。虽然没有击穿，但震慑力十足。
“威廉，车头左转十五度！用正面最厚处对着它！”我几乎在子弹击中瞬间就喊出了命令。
而几乎在我开口的同时，威廉已经做出了反应。他没有等待我的命令完全出口，仿佛我的思维通过某种无形的导线直接连在了他的操纵杆上。“莱茵女儿”的车身立刻开始向左微微偏转，同时并未完全停下，而是保持着一个缓慢的、难以被瞄准的横向移动。这个动作不仅将更厚的正面装甲迎向威胁，也轻微改变了坦克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对方下一次瞄准的难度。
埃里希的炮塔也迅速左转，但他没有立刻开火——那个通风口太小，高爆弹效果有限，穿甲弹又过于浪费。他选择用并列机枪进行长点射，子弹打在通风口周围的砖石上，崩起无数碎片和雪粉，压制对方，为威廉争取调整时间。
“迪特马尔，报告那个通风口大致坐标，请求迫击炮覆盖！”我对着通话器补充。
“正在呼叫！”迪特马尔的声音虽然仍带紧张，但比之前清晰、迅速了一些。
整个过程，从遭遇射击到完成应对，不过短短七八秒。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惊慌的喊叫。威廉的驾驶、埃里希的火力压制、我的指挥、迪特马尔的通讯请求，如同一个生涩但正在变得顺滑的齿轮组，在危机的压力下咬合转动。
这不是第一次了。随着战斗的持续，尤其是经历了夜袭、炮管损毁、目睹大量伤亡之后，一种奇特的、近乎本能的默契，在我和威廉之间，乃至在整个车组内部，缓慢而坚定地生长出来。它建立在无数次濒临死亡的共同体验上，建立在对我们这辆新“莱茵女儿”性能极限的逐步掌握上，更建立在一种无需言明的认知上：在这座绞肉机里，能依靠的只有身边这几个同样挣扎求存的人，任何一点配合上的迟滞或误判，都可能葬送所有人。
